前言
自 1960 年石母田正發表長篇論文《鎌倉幕府一國地頭職的成立》以來，關於文治年間（1185年）的守護、地頭問題的研究便進入到全新的階段，並且展開熱烈的討論。在此之前的研究中，所謂「地頭職」，一般腦海中浮現的只是以各個莊園、鄉、保為單位設置的所謂「莊鄉地頭職」。因此，依據文治元年（1185年）11月28日北條時政的奏請而獲得朝廷勅許所設置的地頭職就是「莊鄉地頭職」，這樣的見解幾乎成為常識。然而石母田正首先指出，作為上述見解論據的《吾妻鏡》記事（史料A），很有可能是依據《玉葉》的記事（史料B）改寫而來的；因此，在檢討顯示文治守護、地頭勅許主要內容的「北条時政奏請」時，應當依據原史料《玉葉》的記事。
石母田氏明確了對這類史料的立場後，將上述史料Ｂ中「相分賜五畿……西海諸國」的「分賜」形態，解釋為「國地頭職」的拜領。他提出了一個極具衝擊性的新學說：在鎌倉幕府地頭制度的成立時期，存在著「莊鄉地頭職」以及以一國為單位設置的「國地頭職」二種類型的地頭職，而根據文治敕許所設置的正是「國地頭職」。
此後，「石母田正的國地頭論」雖然在其核心部分──即他對於兵糧米之理解上遭受許多批評，但確實決定了之後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研究的走向，亦即前述的理解，以及在檢討過程中所採取的嚴格批判史料方法，成為之後的研究的基本前提。此外，研究者關心的點也轉向去闡明重新「發現」的國地頭職的具體內容，例如：國地頭職的權限內容、設置地域、敕許之後國地頭制的演變、與惣追捕使的關係等等。另一方面，由於傳統的通說被否定，關於莊鄉地頭制度的成立過程也開始出現新的解釋。關於莊鄉地頭制度的問題，我們留待他日另行考察；在此，我想先針對討論特別集中的「國地頭論」的研究狀況，對以下幾點進行確認。
在石母田正的「發現」之後，闡明上述國地頭職的具體內容成為文治守護、地頭研究的核心課題，並且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眾多著名的日本中世史學者紛紛參與其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研究盛況。然而，由於與國地頭職相關的史料「過於稀少」，這些研究說得極端一點不過是在爭論各種解釋的可能性，甚至給人一種徒然加深混亂與迷惑的觀感。
因此，正如佐藤進一評論的，研究的狀況陷入「迷失了在武家政權成立史上的定位這一基本論點，不免令人遺憾」的境地。而最近這幾年，過去活絡的景象如同幻影一般消失了，甚至很少能看到直接提及國地頭職問題的論文。這樣的研究混亂與停滯，不論對該問題本身，或是對鎌倉幕府成立史的研究而言，都不得不說是一個不幸的狀態。
自從國地頭職的「發現」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年的歲月。基於上述所理解這段期間的研究狀況，本篇論文的目的是，作為守護、地頭制度成立史研究基礎工作的一環，對「國地頭論」進行批判性的重新檢討。
一、 國地頭論的課題
（一）「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之間的關係
作為武家政權的鐮倉幕府，其在全國行使的軍事警察權，現實中是由「守護制度」來擔負的。既然如此，若基於前文引用的佐藤氏指出，從「把握武家政權成立史」的視角來思考「文治的守護與地頭」問題時，應該更重視的對象是作為守護制度前身的「惣追捕使」。正因如此，在「國地頭論」裡，在守護制度成立的過程中去解明「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之間的關係，可說是最重要的課題。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國地頭論者能提出國地頭職確實存在的證據，只有北條時政的「七國地頭職」而已，除此之外，就現存的史料來看，國地頭制並未留下任何具體存在過的痕跡。因此，上述的課題──即該如何整合性地解釋說明這兩種同樣以「一國」為單位設置的所職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國地頭制度往後的發展或消滅過程」的把握，一直以來都困擾著國地頭論者們吧。
對於這一課題，不論哪一種見解都理所當然地以「國地頭職」的存在為前提，但學界議論之所以分歧甚大，就在於「是否認為除了國地頭職之外，另有國惣追捕使同時並存」這點。主張兩者共存的立場，大概是繼承了古典的文治勅許觀點，也就是理解為：根據文治勅許，設置了地頭職與守護（前身即「國惣追捕使」）。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將那時的地頭職理解為「國地頭職」，正是與古典理解的決定性差異所在*；也正因為這點差異，三田武繁認為在古典理解中不算什麼問題的「（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的差異」，才有必要釐清。也就是說，若從本文關心的問題來看，抱持這種立場的見解試圖透過「嚴格區分這兩種所職」來解開上述的課題。
P.S
作者這裡所說的「古典的文治勅許觀點」是指：1960 年石母田正發表「國地頭論」前所認為的「地頭職」，也就是以各個莊園、鄉、保為單位設置的「莊鄉地頭職」。
（二）國地頭論者*們之解釋
要解決上述課題，正如一般所預料的，國地頭論者們試圖藉由源賴朝在文治勅許時所獲得的各項權限「分配」給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亦即分別賦予固有的權限，以這種解釋來解決問題。
然而從結果來看，極端地說，三田武繁認為不論哪一種見解都只不過是各種可能性的相互競合，說到底根本無法達成共識。更進一步來說，到頭來下面這個質樸的疑問依舊懸而未決：為什麼會需要兩個同樣以「國」為單位設置的所職呢？而且，儘管所有研究者都認為這兩個所職是由同一人兼任的，但為什麼要把同一個人行使的權限，刻意拆分成兩個不同的所職呢？
P.S
這裡的「國地頭論者」為編者自行加註，意指以「國地頭職」存在為前提展開相關論述的學者們，也就是基本上支持「國地頭職」存在的學者。
（三）大山喬平學說
1.學說之架構
相對於各項權限的「分配」而引發混亂的「兩職共存說」，大山喬平的學說則看起來顯得明快。根據大山氏的看法，透過文治勅許所設置、以一國為單位的所職，正式上只有「國地頭職」而已。因此，共存說在「分配」時感到棘手的各項權限──依照大山氏的整理，（A） 田地知行權＝國衙勸農權、（B） 兵糧米徵收權、（C） 地頭之輩進退權──這三項權限全部歸屬於國地頭職。關於前述的課題，大山氏認為，國地頭職一方面因為負責追捕源行家、源義經等叛亂分子，有時會被稱為「惣追捕使」，但正式存在的所職自始至終都只有國地頭職。接著到了文治二年（1186年），該所職之所以被稱為「地頭」的權限─即 （A） 國衙勸農權─遭到停止。換句話說，這意味著國地頭制在制度上消滅了；取而代之成立的是以追捕謀叛者為主要任務、守護制度的前身──「國惣追捕使制」，大山氏描繪了這樣的架構。
2.對大山喬平學說之批判
如前所述，大山氏「國地頭論」的特徵在於：他指出自從「發現」以來，被認為由同一人兼任、在實際情況中具有一體性的「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二者在制度上其實是同一所職。正因為抱持這樣的理解，大山氏的國地頭論確實不會像先前的「共存說」那樣，在權限分配的問題上引發混亂的討論。然而，即使暫且不論國地頭職，關於「根據文治勅許設置了國惣追捕使」的這種理解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三田武繁實在難以輕易認同大山氏國地頭論中「在國地頭制度之下，國惣追捕使正式來說並不存在」的這種基本架構。
在關注「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兩者的關係時，回顧從「發現」國地頭職以來的研究狀況，作者三田武繁感覺到：只要是以「國地頭職的存在」為前提，討論就會變得複雜而難解；極端一點來說，整個學界甚至已經陷入無法找到出口的泥淖之中。
二、 三田武繁對石母田正國地頭論之批評
（一）石母田正立論之缺點
確認了前述研究史的問題之後，重新回到「發現」者石母田正的研究上，可以注意到石母田正其實提出了極其重要的一點。儘管這點早已被大山氏注意到──那就是石母田正本人並不像後來的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把自己的「國地頭論」視為絕對的；相反地，他強調這只是基於一個未經證實的前提所提出的見解。
石母田正立論的依據是《玉葉》文治元年11月28日條目（史料B），並以該史料「是關於文治地頭職，而非文治惣追捕使或守護的記載」為前提來展開檢討的。而且，他還指出：「我對作為這個定說的前提本身也抱有疑問」，並說道：「如果不批判性地檢討這個前提，鎌倉幕府守護、地頭制度的成立，特別是其職權的問題，就無法釐清明瞭」，在此指出了自身研究的界限以及今後的課題。換言之，只要他提出的「前提」尚未被證實，國地頭論就只是一個假說而已。石母田正更進一步提到，史料B有可能是關於國惣追捕使的記載，並表示即便如此解釋，「邏輯上也大致說得通」。
（二）檢討石母田正堅持國地頭存在之原因
1.石母田正堅持國地頭存在之原因
既然如此，三田武繁認為大可不必刻意去假設「國地頭職」這種會招致前述混亂的所職存在，但儘管如此，石母田正在該篇論文中依舊執著於國地頭職的存在。他之所以對國地頭職如此堅持，原因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第一，存在「七國地頭職」這項唯一被視為國地頭職具體存在之證據的案例；第二，石母田正自身對於「兵糧米」的認知，本身就使國地頭職的存在成為一種必然。關於「七箇國地頭職」的部分將在第三章進行檢討，在此先就石母田正對於兵糧米的認知進行簡單的闡述，雖然這一點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過了。
2.檢討石母田正對「兵糧米」的認知
石母田正繼承並發展了中田薰「地頭職＝兵糧米徵收權」的學說，認為兵糧米與地頭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是地頭制度的物質基礎。正是這樣的認知，成為了推導出以下二點史料解讀的最重要根據：第一是，為何史料B可以被視為關於地頭職的記載；第二是，為何透過文治勅許所設置的地頭職，必須以一國為單位來設置。就前者而言，因為史料中有關於與地頭職密不可分的「兵糧米徵收」之記述，所以史料B才被視為是關於地頭職的記載；就後者而言，可以解釋為：由於該時期的兵糧米課賦與徵收必須透過「國衙在廳官人」來執行*1，因此以課賦、徵收兵糧米為主要內容的所職──亦即文治勅許的地頭職就必須以一國為單位來設置。
然而，如前所述，石母田正後來注意到解釋史料B的前提並非那麼確實，因為史料B也可以視為是關於國惣追捕使的記事，於是，他便透過假設「兵糧米徵收體制的發展與分化」來解釋──具體來說就是假定「課賦與徵收權」和「得分權」產生了分化（編按：也就是假定把兵糧米的徵收分成「課賦與徵收權」和「得分權」二種權力），而除了只擁有賦課與徵收權的「國惣追捕使」之外，另外還設置了擁有得分權的「國地頭職」*2。
P.S
1. 因為文治敕許以前兵糧米的徵收是屬於國衙的權限，因此若要徵收兵糧米必須要透過國衙的協助才能進行。
2. 也就是說，「國惣追捕使」：只擁有兵糧米的賦課與徵收權（B）。
「國地頭職」：除得分權外，還擁有地頭之輩進退權（C）、田地知行權＝國衙勸農權（A）等其他權力。
如上所述很明顯地，「兵糧米與地頭職有密不可分割的關係，並且是地頭制度的物質基礎」這一認知，正是石母田正「國地頭論」的核心所在。然而，關於兵糧米的這項認知，後來已有許多研究者指出是石母田正的誤解。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石母田正用來論證國地頭制度成立的依據已經完全被打破了。
或許正因如此，石母田正在發表該篇論文後，暫時有一段時間不再對鎌倉幕府的地頭制度發表言論，經過十多年的空白後，他再次提到鎌倉幕府時─借用大山喬平的話來說─「在討論鎌倉幕府時，過去的國地頭論已不復存在」。對石母田正而言，這個已經失去論據的國地頭制，難道是個「即便假定其存在，也找不出討論意義的制度」嗎？還是他認為，一個沒有存在理由的所職，打從一開始根本就不存在呢？
（三）小結
關於石母田正的「國地頭論」，其理論架構過去已被其他學者梳理清楚，而其中的問題點也被犀利地指出。此外，包含對石母田正國地頭論的評價在內，自從「發現」國地頭論以來，歷經各方活躍討論的結果，如今國地頭論的發展已遠遠超越當年「發現」者石母田正本人的論述。儘管如此，三田武繁之所以仍以上述的方式討論石母田正的論說，是因為他想明確點出「國地頭論」的真正課題。
不論是圍繞在與國惣追捕使關係上的議論混亂、石母田正對史料B解讀所作出的重要指出，抑或是石母田正不再堅持自己的「國地頭論」，每當重新審視這些事情時，三田武繁都強烈地感到：即使不假設「國地頭職」這樣的所職存在，我們是不是也能夠論述文治守護、地頭的問題？甚至同樣能夠描繪出鎌倉幕府的成立史？換句話說，三田武繁抱持著一個疑問：在鎌倉幕府的制度上，「國地頭職」這樣的所職究竟是否真的存在過？三田武繁認為，面對目前似乎已陷入完全停滯狀態的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研究，現階段「國地頭論」的核心課題，正是去重新驗證石母田正當初所「發現」的國地頭職本身是否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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