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文治年間的政治發展主要是圍繞在因源義經和源行家的逃亡而引發的叛亂與追捕問題。文治元年末「國地頭制」的實行及其後的轉變，以及文治五年的奧州合戰，都是圍繞在相同主題下展開的兩個政治舞臺。
這裡提出的問題是社會與國家體制逐漸成為軍事化結構的過程。無庸置疑，這是日本中世社會與國家制度走向封建化的一環。
源賴朝在奧州合戰後實現的奧羽經營特色為：以停止目代下向為條件而獲得由幕府掌握地方國衙的一種形式。這與《吾妻鏡》文治五年12月25日條目所記載：
「於伊豆相模両国者、永代早可知行之由、被仰下之間、二品已被申領状訖」(在伊豆與相模兩國，源頼朝被允許永代知行（即永久支配、領有），命令已經下達，因此他已經完成了正式的領狀申領。)
──的將軍家永代知行國形式形成一種對比。事實上，伊豆國後來並未採用這種形式，而是成為由大部分公家掌握的知行國。不過，相模與武藏、駿河等令制國並列，一直作為將軍家的知行國存在直到幕府滅亡為止。這一情況，石井進已經做過詳盡的研究說明。
但是，將「永代知行國型」和「停止目代下向型」二種掌握國務的型式一起比較時，便會注意到存在二種調整的形式，亦即：幕府對諸國統治的形式──事實上的國務掌握──如何能夠與在鎌倉時代仍然存續的國司制度本身並存。筆者認爲，幕府在奧羽地區的統治發展，未來必須與東國的將軍家知行國進行比對，才能更清楚明瞭。
其次要注意的是，幕府透過上述兩種形式掌握國務，呈現出一種歷史的趨勢，亦即「不設置守護」的統治形態。佐藤進一先生指出，在寶治合戰導致三浦氏一族滅亡之後，相模國就一直沒有設置守護；另外，整個鎌倉時代也沒有任何史料顯示武藏國曾經存在守護職。佐藤先生只提到，在武藏國，知行國務的國司（如平賀義信等人）或北条氏的家督代為履行了守護的職責；更確切地說，如果將武藏理解為和陸奧、出羽一樣沒有設置守護，那麼就能釐清、更加明確幕府與這些國衙間的歷史關係。如同本文所述，陸奧與出羽沒有設置守護，因此在研究「鎌倉幕府政治的發展」上，我希望今後能更進一步釐清這些「沒有設置守護的令制國」所具有的獨特意義。
文治初年的「國地頭制度」中，原本存在源賴朝與北条時政二種對立的路線，不過，雙方後來在地域上被整理、統合，此後在幕府政治中持續被運用，於是，鎌倉幕府在全國的支配體制最終形塑出多樣化的地域性政治結構：
1. 在西國三十七國之地域性轉變為，國地頭制度最明顯被停止、廢除，並轉向以「不介入國務」為原則的守護制度；
2. 相對地，關東、東北地區的幕府直轄支配國，如：武藏、相模這些永代知行國，或是透過停止目代下向並掌握留守所的陸奧、出羽，是以完全掌握國務和不設置守護爲原則。
3. 還有介於以上兩者之間，展現出不同特色的鎮西諸國與東國各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治初年北条時政在京都激進的國地頭政策，隨著新階段的地域政策展開─從北条時政到留守家景的路線─改變了形式，最後在奧羽地區具體呈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