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倉幕府御家人介紹(七):比企朝宗(ひき ともむね)

一、  出身

(一)比企氏始祖──比企掃部允的兒子?還是弟弟?

在比企氏的系譜上,比企朝宗被記為比企掃部允(比企遠宗)與比企尼的親生兒子,但也有說法認為他是比企掃部允的弟弟;因此確切的血緣關係目前尚不明確。

比企掃部允去世後,原本理應由比企朝宗接任比企氏一門的惣領(家族首領),但歷史事實上卻是由比企尼的猶子比企能員接任,因而有見解認為:比企能員是在比企朝宗過世後才繼承比企氏一門的惣領。另一方面,也有一派見解認為:比企朝宗在出仕源賴朝時年事已高且膝下無子,因此被認為不適合擔任下一任惣領;而他於文治四年(1188年)才出生(或已經出生)的兒子,也是在比企能員繼任惣領之後才有的孩子,故無法成為家族繼承人。

(二)別名「藤内」

1.「藤內」之由來

常常在史料上看到「比企藤內朝宗」的記載,而其中的「藤內」是比企朝宗的別名。

在古代日本,尤其是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當時越來越多的武士獲得朝廷官職,他們開始會簡略自己氏族的姓氏與官職的名稱,並結合二者成為自己的通稱(別名),例如:「藤內」即代表:藤原氏出身+任職內舍人;此外還有:源內(源氏)、平內(平氏)、吉內(橘氏)、喜內(紀氏)、清內(清原氏)等等。由於比企朝宗曾出仕朝廷的「內舍人」,所以才有「比企藤內朝宗」的稱呼,由此也可知他的祖先可追溯至藤原氏。

2.內舍人

補充一下,所謂的「內舍人」,隸屬於中務省;依據《大寶令》,其職務負責佩刀宿衛、隨侍雜務、行幸時的護衛以及天皇的貼身警護,其值班備勤之處位於中務省的東北角;相較於警衛宮門的外圍衛士,內舍人可以在內裏(天皇住所)活動,是極為接近天皇核心的侍衛官。其員額編制在律令制初期為定員90名,之後隨歷史演變有所增減。

內舍人多由五位以上貴族子弟(即「蔭位」制度的受益者)或地方豪族後輩擔任;由於內舍人享有「長上(常勤官員)」的待遇,極易獲得天皇賞識,因此比起其他的舍人系官職,在升遷上更具優勢,是中下層貴族子弟晉升中樞官僚的重要跳板。

到了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律令體制雖然衰退,但「內舍人」作為朝廷官階(約為從六位下至正七位下)仍具相當高的名譽價值。地方武士若獲任內舍人,便成為在地的榮譽象徵,能大大提升家族的門第與社會地位。之後,隨著武家社會興起,許多武士並未實際入宮服役,但無論是否實際擔任過內舍人一職或真實本姓為何,這些稱呼都漸漸被人們廣泛自稱與使用。

二、   生平事蹟

(一)  影響北陸道深遠之「鎌倉殿勸農使」

1.鎌倉殿勸農使

壽永三年(1184年)1月,源賴朝消滅了木曾義仲(源義仲),而源義仲原本支配的北陸道諸國在「追討謀反期間」陷入了「土民如蕩然無存」的情勢。新入主的統治者源賴朝,為安定民心、解決此情況,將此重責大任交付予其所信任的比企朝宗──任命比企朝宗為「鎌倉殿勸農使」並命其前往當地,希望他能遏止當地暴民對莊園與公領的粗暴違法(狼藉)行為,恢復安寧、振興農業生產。

這個「勸農使」雖然被視為後來鎌倉幕府在全國設置的「守護」的前身,但與只擁有警察權的守護不同,「勸農使」除擁有警察權之外,還掌握了國衙在廳(地方官署行政人員)的指揮權、具備干涉國務的權限。關於「鎌倉殿勸農使」的詳情,可見《整理三田武繁《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結尾)》文章內之討論。

除擔任「勸農使」之外,比企朝宗還獲賜了越前國、加賀國、越中國等地的所領,並以「鎌倉殿勸農使」的身份在當地發揮影響力。以下,便來看看他在北陸當地的一些事蹟。

2.北陸道其他地區之影響

依據《福井縣史》,比企朝宗早在壽永三年(1184年)2月時便將影響力普及至若狹國。同月3日,賀茂別雷社的社司提出控訴,指稱為了追討平氏而下鄉的「官兵」與「國中武士」亂入遠敷郡宮河莊及矢代浦並行暴亂(狼藉)行為,故請求朝廷向「御使兼大將軍」頒布院廳下文以安撫「土民」。同月7日,響應此訴求而發給賀茂社的院廳牒中,命令「官使及使者」停止暴行,並運送供祭物(《弘文莊待賈鳥居大路文書》)。同日發佈、關於停止遠江國比木莊(今靜岡縣濱岡町)暴行且內容幾乎相同的院廳牒中,僅將問題指向「大將軍」源範賴與源義經所率領的「官兵」,並未見到「御使」、「使者」等字眼(《賀茂別雷神社文書》);因此,將前者文中的「御使/使者」指為「勸農使」比企朝宗,大致上是不會有錯的。

若果真如此,這意味著比企朝宗是與源範賴、源義經的軍隊一同西上,並首先進入了若狹。而比企朝宗當時被寄予的期望與任務,正是遏止這類對莊園、公領的暴亂行為。當文覺向源賴朝請求安撫遠敷郡西津莊的百姓、並確保其作為神護寺領地的權益時,源賴朝於4月4日給神護寺的回信中強調:「藤內朝宗未得此處指令,絕不至做出違法失當(僻事)之舉」,並指出應遏止名為「稻村」等人的非法行為(《神護寺文書》)。

此處的「稻村」,或許可視為「稻庭」的誤傳。若是如此,當時若狹當地的有力在廳官人稻庭時定,可能在此時將西津莊當作平氏沒官跡加以佔據;而源賴朝則是透過勸農使比企朝宗對其壓制,並將該莊園重新安堵給神護寺。

再者,該年(壽永三年,1184年)4月,河和田莊的莊官等人控訴:繼前述源義仲的隨從齋藤友實進行「濫妨」(暴行騷擾)之後,自稱「地頭」的僧人「上座」假借「鎌倉殿勸農使」比企藤內的名義下達命令,亂入莊內並強行行使莊務;為此,後白河院廳於5月向在廳官人等人發佈下文,要求停止「源氏之濫妨」與「上座之狼藉」(《仁和寺文書》)。

東國源賴朝的意志,便是如此透過比企朝宗貫徹到了越前。在同年(壽永三年,1184年)5月,推測比企朝宗以與加賀在廳聯署的形式,將所領捐贈給加賀白山宮(延慶本《平家物語》);此外,雖然具體年份不詳,但在6月14日,透過「比企藤內朝重」(疑為朝宗之誤記)發佈的下文,越中國石黑莊弘瀨村(今富山縣福光町)被安堵給藤原定直。

雖然目前未留下關於能登、越後、佐渡等地的相關史料證據,但從後世稱其為北陸道「守護人」這一點來看,比企朝宗無疑也是以源賴朝使者的身分,對這些令制國行使了相應的權限。

憑藉著這種「鎌倉殿勸農使」的權限為背景,比企朝宗將加賀國額田莊(石川縣加賀市)、越中國般若野莊(富山縣礪波市、高岡市)等地納為所領,在越前也獲得了前述河和田莊及吉田郡志比莊的所職(職位與權益)。

然而在若狹國,僅有遠敷郡津津見保作為平氏的沒官領,被賜予給比企朝宗的姪子、比企能員的妹婿(或妹妹)所生之島津忠久同母弟弟──右衛門次郎忠季;比企朝宗自身的所領則無從尋獲。從當初阻擋源義仲勢力滲透的稻庭時定開始,以中原氏一門為中心的若狹在廳官人與國人,在此時似乎成功將東國勢力的支配與影響限縮在最小程度的範圍。

另一方面,繼賀茂社與神護寺之後,園城寺於元曆元年(1184年)11月向源賴朝請求捐贈所領;源賴朝對此作出回應:將平氏沒官領遠敷郡玉置領捐贈給該寺,但附帶了「關於下司職(莊園基層管理者)將由鎌倉另行交辦處置」的保留條件(《吾妻鏡》同年12月1日條)。推測延曆寺也是在此前後,透過相同的交涉動員,在若狹國確保屬於山門(延曆寺)管轄處置的保、名、寺。

比企朝宗在執行了上述任務、明確將北陸道納入東國「王權」的統治之下後,推測於元曆元年(1184年)7月左右,途經越後、信濃、上野、武蔵等地,最後返回了鎌倉。另外,其「勸農使」一職最終在建久二年(1191年)以前便被免除解任

(二)  持續追隨源賴朝

元曆元年(1184年)7月,比企朝宗被交付負責處理被源賴朝誅殺的信濃源氏井上光盛之家臣事宜,而這也是他在《吾妻鏡》中的首次記載。同年8月,他與北条義時、義弟比企能員等人一同加入源範賴率領的平氏追討軍。

文治二年(1186年),比企朝宗以代表源賴朝向後白河法皇獻上熊野參拜費用的名義上洛。在京期間,他捕獲了源義經的家臣堀景光,並根據從景光處獲取的情報,為了搜捕源義經而前往奈良,並且因為他仍持續駐紮在當地進行監視,因而遭到興福寺的抗議。此外,他也與梶原景時等人一同參與了若宮八幡宮社的造營事宜。

文治五年(1189年),比企朝宗隨軍共同參與了奧州合戰;戰後被派往陸奧國磐井郡,與中原親能一同負責當地寺院神社的調查與報告。

(三)  與北条氏結緣

比企朝宗的妻子為北条政子的女官「越後局」,《吾妻鏡》有一則關於越後局的紀錄是:其於文治四年(1188年)1月22日產下了一名男嬰。建久三年(1192年),比企朝宗容貌姣好且聰慧的女兒「姬之前」,在源賴朝的撮合下,嫁給北条義時。成為北条義時正室的「姬之前」後來為北条義時生下了次男北条朝時以及三男北条重時。次男北条朝時後來擔任過越中、越後國的守護,而據傳母親為比企一族的島津忠久也擔任過越前國的守護。

 三、  結局

建久五年(1194年)2月,比企朝宗被記錄到出席北条泰時的元服禮。同年12月10日,越前國吉田郡志比莊的領家提起了訴訟,指控比企朝宗在9年前(文治元年,1185年)有粗暴違法(狼藉)、侵占領地的行為;而這也是他在《吾妻鏡》中的最後一筆記錄。

建仁三年(1203年9月)爆發了「比企能員之變」,比企一族遭到北条義時討伐而滅亡。由於當時被殺害的人員之中沒有出現比企朝宗的名字,因此推測他在這時期以前便已離開人世。

三、


安田元久評論義江彰夫所著〈鎌倉幕府地頭職成立史の研究〉

 

圍繞鎌倉幕府地頭職或地頭領主制、文治地頭職的敕許等諸問題,自古以來就作爲學界的研究課題,反覆著很多爭論,始終難以得到明確的結論,各種理論持續不斷被提出。

特別是1960年代初期,石母田正提出所謂「一國地頭職」論以來,對「地頭」問題的研究便迅速活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1975年義江彰夫發表了《鎌倉幕府地頭職成立》(刊於《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3號、第24號),此後就這一問題積極展開新見解,本書可以說是義江彰夫各項成果的總集篇。

作者在政治和體制的綜合基礎上以重新把握地頭制度爲本書的目標,基於過去的研究在分析地頭制度成立的各項歷史條件上面,尚未取得充分成果的觀點下,以文治地頭職的成立爲核心,從鎌倉時代以前地頭存在的形態到承久之亂爲止的地頭制度整體歷史,對以前所知的所有相關史料進行重新討論,展開了極其詳細的討論。

這裡介紹一下本書的構成及其內容概略:整體概觀首先在序篇《平安鎌倉時代地方政治的結構和展開》中,從令制下的國郡統治的展開到所謂的莊園公領制的形成,還有在地領主制的成熟等,觀察11、12世紀地方政治結構的變化,最後從鎌倉幕府諸國統治的基幹──守護地頭體制的展開,共分爲六章。綜觀本書全體,展現了作者對中世紀成立時期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觀點。

在第一篇〈鎌倉幕府地頭職的先驅形態〉中,作者探討了鎌倉幕府地頭職及地頭制度得以成立之社會經濟的前提,並追溯地頭制之政治史的脈絡。焦點放在鎌倉時代以前,即院政時代地頭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全書分為四章,對地頭・地頭職之實體,及其特質與形成過程,並對舊說提出批判,同時透過史料檢討提出作者自己的新見解。

其次,第二篇《鎌倉幕府地頭職的成立》也是本書的基幹部分。作者以1975年發表的論文爲基礎,前後分為7章,對幕府創立時期地頭制度成立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在這裡作者精力充沛地分析了各種問題,例如:文治元年11月的「奏請及敕許」、「國地頭與莊鄉地頭」、「地頭職與在地領主」等,而研究方法的重點在於以「賴朝書狀」爲首,重新審視所有已知的史料,並提出作者獨特的見解。另外,作者自己特別強調,對於既有已知的各項史料,是作者自己以獨立的立場進行再探討的態度(例如第二篇第四章中的注14、15、23、50等)。

第三篇《鎌倉幕府地頭職的沿革》對成立的鎌倉幕府地頭職的後續沿革進行了論述,分爲國頭職的沿革、莊鄉地頭職的沿革,並從圍繞地頭職關係的朝廷和幕府角度進行考察,整體以承久之亂為界考察鎌倉幕府地頭制度確立、穩定的經過。

以上是本書內容架構的概略,不過由於全書長達770頁,在龐大的著述中涵蓋了許多論點,並且反覆進行詳細的史料檢討,因此在這裡要全面整理與介紹其內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作者主張的要點,已經在工藤敬一出色的書評中有適當、正確的介紹,而且也對其論點有指出問題點(《歷史評論》,1978年11月號),因此,本文期待讀者能先行閱讀該「書評」,而不在此對義江彰夫的論述內容進行評價、反駁或提出質疑,只在以下部分略述一些感想。

本書作爲近年充分對地頭制研究成果的結果,而且以首尾一貫的主旨爲後盾,經過縝密的史料批評所產生的正式研究。對於一直以來將地頭問題作爲主要研究課題的我來說,對此主題本身非常感興趣和關注,而且本書中隨處可見對我的舊著作提出批評,因此也提供了許多新的啟示。

然而,如果要不顧禮貌對本書提出批評的話,可以看到義江彰夫在本書中的論述有相當程度的重複,因此在某些地方其論述的結構沒有十分明確。此外,史料所能證明的歷史事實與研究上的假說或前提,有時也混淆在一起,令人困惑、產生疑問。

另外,以獨立的立場重新研究史料雖然非常重要,但獨立立場無異於一個須要被驗證的假說,因此,與其只去找支持此一立場的史料,更應該檢討是否有否定這一立場的史料。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史料研討仍然存在一些疑點。也就是說,重新審視史料的新見解,有時不得不說是獨斷的解釋。

這就是所謂的結論先行型的史料解釋。前述工藤氏的書評中指出:「義江氏的方法特點是,在闡明地頭成立條件的第一篇中,透過全面蒐集並歸納相關的史料,和以文治元年12月6日賴朝書狀爲中心,探究國地頭特質的第二篇分析中,即典型性地表現出:對各個問題的核心史料進行徹底地分析,儘可能地提出各種解釋的可能性來討論,然後排除不成立的解釋,最後採用一個合理的解釋,並檢驗該解釋是否與前後相關史料相抵觸。這種方法確實非常徹底,乍看似乎不可能會有其他的解釋=定位。但實際上,一旦選定某個解釋(或假設),例如:「國地頭固有的權限是莊鄉地頭的進退權」這一命題,那麼所有史料都會被解釋和定位,這些相關史料所具有的其他可能性就會被排除。然而,對根本命題的選擇是否真的不可動搖?如果仍有其他疑問存在,那麼這種論述就變得更加危險了。雖然義江彰夫的主張非常明確清晰,但同時這樣的憂慮也是無法消除的。(中略)在這種情況下,令人不禁覺得義江先生的立論多少有些牽強。」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批評,而我也不得不同意此意見。

另外,義江彰夫雖然以獨立的立場出發重新檢討各種史料,但結果並不一定是全新的結論,很多時候與先前論文主張的內容相似。此外,可能是我才疏學淺,有些結論也有讓我難以理解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讓人存有疑問:究竟是為了什麼而重新檢討史料?

例如,在第二篇第七章《到地頭職奏請的政治過程》的結尾寫道:「對於自治承四年舉兵以來的源賴朝而言,將成敗地頭職建立爲公的制度(中略)能夠集結廣泛的在地領主階層利益,並且能夠對反抗源賴朝權力防範於未然,而且由於自己的權力確立爲公權力須要發揮其固有的作用,所以隨著他的權力逐漸成長為公權力,這項制度也逐漸演變成關乎權力存續的重大課題。接著又說:「然而,要將這種私的成敗形式轉變為國家的制度,就必須透過政治過程中權力之間複雜的緊張和矛盾作為媒介。」像這樣在結論的地方,把原本應該直接闡述的部分和一般性、定論性的前提文章混在一起、沒有清楚區分,結果就顯得表述很冗長,這也是令人在意的地方。

這種情況下,前段文章的內容沒有脫離既有定論的見解範圍,如果它沒有在文章中被推導出確實的結論,倒不如只保留後段文章就好了。另外,如果考慮到與本章的關係,前段文章中所附的註解(47),結合本章內容來看,也不能單純用「註」來帶過。綜合來看,會令人難以理解前段文章敘述的意義是什麼。

以上,雖然對義江彰夫的力作─即本書進行了粗略的感想與印象批評,但這些只是他卓越成果中微不足道之處,而且我也怕有些地方是我自己的誤解。

總之,本書確實提出了今後地頭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各種問題,而這正是這本書的基本價值所在。

(昭和53年1978年3月,東大出版會,A5版,780頁,7500日元) (安田元久)

石井進評論義江彰夫所著〈鎌倉幕府地頭職成立史の研究〉

 

本書是試圖全面闡明鎌倉幕府地頭職成立史A5版800多頁之鉅著,是作者在1975年至1978年間接連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修改後公開發表。說到「文治守護地頭論戰」可以說是日本中世史上的「耶馬臺國論戰」,自明治時期以來已有漫長的研究和激烈的爭論歷史,而且至今仍未達成普遍認可的最終結論,是一個極為重要且困難的課題。年輕而有才華的作者勇敢地挑戰這個難題,自從著手研究地頭職開始不到5年的時間就取得如此成果,他的勤勉與努力令人深感讚歎。

在多年的「文治守護地頭論戰」中,說到近年來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誰也不能不首先屈服於石母田正一系列的研究,尤其是〈鎌倉幕府─國地頭職的成立〉(石母田正、佐藤進一共同編《中世紀的法律和國家》東大出版社,1960年3月15日)。

(1) 強調要嚴格區分有關文治守護地頭的《玉葉》等當時的記錄和原史料等一次史料以及之後編纂的《吾妻鏡》內容等二次史料,強調徹底的史料批判方法;

(2) 根據《玉葉》的記錄,提出將文治地頭分為以徵收兵糧米為職務的一國地頭職以及傳統認為的以莊鄉為單位的莊鄉地頭職二種類型;

(3) 嘗試發展並繼承在歷史學界中被孤立的中田薰學說。

依我來看,以上三點就是石母田正研究的最大特色,也因此在當時學界引起巨大的回響。之後,往大致肯定方向發展石母田正學說的上橫手雅敬、內田(後來改姓高田)實等人,以及站在擁護傳統歷史學界通說的立場上試圖吸收石母田正學說的安田元久等人為首,相繼發表了多篇論文,甚至對於石母田正沒有明確闡述見解的莊鄉地頭職及相關議題也提出了各種理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在1960年代一度活躍的研究熱潮中,我自己也曾跟隨上橫手、內田氏等人的研究方向提出過一些尚不成熟的試論。

但是這些研究熱潮也逐漸消逝;到了幾乎要被人遺忘的70年代中期,大山喬平與本書作者帶著新的見解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並且幾乎同步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發表,使得「文治守護地頭論戰」進入到新的階段。本書正是作者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作品,也是展現學界最新進展的作品。

接下來我簡要介紹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首先,在〈前言〉(第2至11頁)中,概觀了關於日本中世社會成立時期的研究現狀,綜合討論社會史的實態與法制、政治史上的形態、功能的必要性,並認為地頭職成立史的研究才是觸及問題核心的課題。接著在〈序篇 平安鎌倉時代地方政治的結構與發展〉中(第13至153頁)(全六章,其中論及平安時代的第1到第4章原版為「國衙支配的展開」,公開發表在《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古代4》〔1976年版〕),探討了地頭職生長和發展的背景──平安、鎌倉時代地方社會的政治結構和展開的特質,這部分不僅作為全書的序論,在某種程度上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本書的結論之一。此部分首先闡明律令制下國郡支配的結構,然後描繪9、10世紀以後郡的變質、國衙支配的強化以及在其之下莊園公領制的形成、在地領主制的成熟,並討論鎌倉幕府的成立和守護地頭體制的展開、莊園公領制的變質。

進入本論,〈第一篇 鎌倉幕府地頭職的先驅形態〉(第156至306頁)(共4章,其中第2至第4章的原稿曾以〈院政時期地頭職的生成〉為題,刊登於本刊第85編第11號)講述鎌倉幕府成立前夕為止地頭職的生長史。在〈第一章 地頭與地頭職的實際狀況〉中,作者對於這個時期涉及地頭的13份史料,儘可能嘗試復原實際狀況;在〈第二章 地頭及地頭職的特徵〉以及〈第三章 地頭與地頭職的歷史環境〉中在各自的主題中分別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在〈第四章 地頭與地頭職的特質與形成過程〉中綜合總結這些分析。本書的論點繁多難以逐一概括,但貫穿全書最核心的要點是:11世紀末以來,圍繞莊園公領制矛盾引發的領域確定的紛爭,特別是在牽涉到居民長時間爭議的地區裡,運用武力建立在地領主支配基礎的人,就是地頭;而他們後來被莊園領主、進而被國衙承認為「職」,即所謂的「地頭職」。

接下來的〈第二篇 鎌倉幕府地頭職的成立〉(第307至607頁)(原稿為《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3卷及第24卷第1號公開發表的《鎌倉幕府地頭職的成立》(上、下),是以一份過往未經充分研究但珍貴的一手史料──文治元年12月6日源賴朝致藤原兼實的書狀為主軸進行詳細的分析,並全面論究「文治地頭敕許」的問題;無論在篇幅或研究深度上,這篇都是本書的核心部分。在〈第一章 檢討源賴朝書狀〉中,作者指出關於源賴朝要求地頭職的核心是「諸國諸莊平均」「尋沙汰」地頭職;對於「尋沙汰」的意義,否定了石母田正學說的「僅限於停廢或禁止」,主張它其實「包含補任在內,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並根據第一篇的分析得出結論:源賴朝所要求的是對地頭(莊鄉地頭)的成敗,以及必要時能夠根據需求新設地頭職的權限。在〈第二章 源賴朝書狀與《玉葉》奏請記事的關聯〉中,作者重新檢視石母田正提出「國地頭論」的依據──《玉葉》的記載,並主張:徵收兵糧米並非國地頭職固有的職權,其固有職權的內容是莊鄉地頭的成敗。在〈第三章 驗證奏請與勅許的內容〉中,作者對於前面得出的結論透過其他一手、二手史料加以確認和補充說明。〈附錄〉則整理學界中先前各個分歧、複雜的學說,並從自己的立場逐一檢討、評析。在〈第四章 在地領主與地頭職〉與〈第五章 鎌倉幕府與地頭職〉中,作者將前述的內容放置於各自的歷史條件下,接著在〈第六章 國地頭職的形成與幕府〉中,探討以國地頭職為媒介成敗莊鄉地頭的情形;在最後〈第七章 地頭職奏請的政治過程〉中,作者解釋了這一制度具體的形成過程:以近藤國平與中原久經兩位使者的派遣為先驅、以源義經、源行家獲得九國、四國地頭職的勅許為契機,說明文治地頭職奏請、敕許實現的過程,作為全篇結尾。

接下來的〈第三篇 鎌倉幕府地頭職的沿革〉(第609至769頁)中,作者探討地頭職在文治年間以後、承久之亂以前這段期間,逐漸成為鎌倉幕府支配各國的支柱的過程。首先在〈第一章 莊郷地頭職的沿革〉中(原稿為《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5卷第2號公開發表的〈鎌倉幕府莊郷地頭職的沿革〉),討論了莊郷地頭在文治年間以後、承久之亂以前這段期間的動向。接著,在〈第二章 國地頭職的沿革〉中(原稿曾刊登於本刊第86編第7號,以同名公開發表),主張最初擁有專斷決行莊鄉地頭成敗權的國地頭,在面對朝廷方面對國地頭統御政策時,最終國地頭的這些權力逐漸集中回到源賴朝手中。在〈第三章 圍繞地頭職的朝廷與幕府〉中(原稿曾刊登於竹內理三博士古稀紀念會編輯的《續莊園制與武家社會》,吉川弘文館),總括以上內容,將文治年間以後到承久之亂為止期間分為四個階段,與朝廷的動向相對應,討論鎌倉幕府的地頭支配如何發展。

以上只是簡述本章的重點。如同在〈前言〉中說明的,作者的研究雖以石母田正的著作為出發點,以被石母田正所忽略的莊郷地頭為首,試圖「深入挖掘地方層面的地頭動向,捕捉社會史的實態、制度性、政治史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定位政治權力、政治過程和敕許的問題」(第8頁),其目標非常宏偉。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如同工藤敬一對本書的優秀書評中所指出:作者充分運用了兩種方法:一是「全面檢視相關史料進行歸納」,二是「徹底地分析核心史料」(《歷史評論》1978年11月號,第73頁)。

雖然已有竹內理三先生的《平安遺文》和《鎌倉遺文》偉大的成果,然而一旦出現「地頭」的相關史料,幾乎都逃不過作者廣泛搜集的眼睛。作者對搜集到的龐大史料進行詳細地審視和分析,然後對以《源賴朝書狀》為首的核心史料,列舉出所有可能的解釋逐一考察,從而形成自己的理論;這種徹底的研究方式正是本書最大的特色。藉由以上方法,作者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在某些方面與牧健二、安田元久等人為代表的歷史學界通說意外地接近,而且基本上否定了國地頭的職務是徵集兵糧米,還回溯批判中田薫的學說;首先可以評價作者的宏偉目標已在相當程度上獲得實現。本書堪稱當前文治守護地頭研究令人矚目的成果。

本書並不是街頭巷尾流行的、單純將已發表的論文拼湊合集,而是一部結構嚴謹、邏輯連貫的鉅著,充滿了令人窒息的重量感。像我這樣能力有限的人,如果沒有充沛的精力和保持相當的專注力,恐怕很難讀通這本書。我由衷佩服作者的努力。

但是,按照「書評的慣例」理應雞蛋裡挑骨頭,但這卻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雖然我在反覆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確實浮現出一些疑問與問題點,但目前的我還沒準備好一套完整的理論能夠應對作者的理解。我曾在上橫手雅敬的《日本中世紀政治史研究》(塙書房,1970年5月20日出版)的書評中說過:「依我之見,文治守護地頭的理論目前沒有其他方法,只能透過具有高度假說性質的各種理論學說相互批評,來形成一個更確切的假說;因此對於上橫手先生的主張批評,也應該以批判者自己的假說與積極的見解為基礎來支持。」(本誌第80編第3號,第76頁)對於這本書,我也有同樣的感受。因為與過去相比,相關的討論已經變得更加精細,而各家學者的主張也愈來愈分歧、複雜。現在我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可能再提出新的假說或積極的見解了。

只是必須回答作者對過去拙稿的批評,並就與此相關的若干論點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見。首先,關於第一篇文治以前地頭的性質,作者的論述結合了安田氏的「地頭=在地領主」論和石井良助的「地頭=保鏢」說,並發展石井良助的學說,強調「軍事力量的行使」是地頭固有的屬性,這是作者很大的特色。而這樣的地頭在「武門」下集結,並且重視鎌倉幕府的成立和歷史發展,這是作者貫穿本書根本的基本觀點。

例如「為什麼不是下司,而必須是地頭呢?」這大概是困擾許多研究者的難題。雖然以第一篇為中心的本文論述確實給出了明確的解答,然而,行使軍事力、強制力是否為地頭「固有的屬性」,恐怕仍然存在這個問題。重新審視作者的論證方法,藉由網羅及檢證有關地頭的史料,首先確認了4例「行使強制力的事實」,其次藉由安元元年11月伊賀國的國司將「在地具備武力而行使強制力」的行為主體立即稱為地頭的例子,推論「行使強制力的事實,正是決定稱此一行為為『地頭』的理由。」由此得出結論:「因此,當時『地頭』一詞通常被用來稱呼固有具備強制力行使這一屬性的存在。」(第238頁)。但是,即使是作者最終也沒有明確表明「強制力行使」被正式承認為地頭的職權,而只是在地頭的職務中「事實上」「包含的固有屬性」(第248頁)。然而只藉由全面考察地頭相關的史料,真的可以就此歸納得出「行使強制力是地頭固有的屬性」嗎?反過來,難道不須要證明在下司、保司、郷司、郡司等這些「與勸農、收納有關的莊園公領所職」中,不具有行使強制力這項「固有的屬性」嗎?對於在本書中始終追求理論一貫性的作者而言,這樣的研究方式似乎有些奇怪。即使是依據全面檢出的歸納法,該結論的適用範圍也絕對不可能無限擴張。

我不是在玩弄邏輯上的可能性。我認為在這些勸農、收納系所職中,擁有軍事力和強制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這是迄今為止學界的常識,而且事實上作者也承認這些所職有行使強制力的例子。然而作者卻說:「問題在於,依靠這些所職附屬的力量,是否能夠在如前所述領有的多元性、在地領主之間的爭議,以及以此為媒介的居民抵抗趨於常態化的情況下,一般性地發揮解決事態的強制力呢?」並舉出必須借助國衙或朝廷力量的事實,來支持自己的主張(第264頁)。但如果是這樣,這個問題就變得相對性,恐怕很難像本書那樣明快地處理。而且這不僅僅是軍事力的問題,從作者所重視的「領域支配」觀點來看也一樣,難道不會產生:「領域」究竟是指什麼範圍的問題嗎?

我之所以拘泥於以上幾點,是因為實際上這與作者在第二篇中對我的舊稿的批評有關。在12月6日源賴朝書狀中,作為源賴朝成敗的對象而出現的「地頭之輩」,內田實首先提出了「這並非嚴格的職稱,而是一般指稱支配當地的在地領主」的解釋,上橫手和我都表示贊成意見;然而作者對此提出了疑問,並引用我的拙稿作為具體例子後給予批評(第317頁)。

作者的批評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採取「不穩行動」的主體是「土民(及謀反人、武士)」,而作者說我把它誤認為是地頭職;第二點,從第一篇考察的結果來看,很明顯「在地領主」並非全部都具備「武力條件」。關於第一點,我在被指出問題的文章中明確寫下「強調這是針對土民、武士們不穩定行動的對策」,表達和作者同樣的理解,因此對於作者的批評我感到有些意外(另外,在本書第317頁的引用中,上述文章中的「土民」被誤植為「土地」,或許這個誤解可能與此有關)。關於第二點,我已經在上述部分指出作者的主張不一定能獲得證明,而作者自己也表示:「作為職,即使擔任郡司、下司職等職,只要具備前述的所領條件與屬性的人一般也會被稱為地頭,這樣的存在比單純擔任職的人更廣泛受到認可……若把具有這種傾向的人也納入問題的話,那麼對象就更廣泛了。」(第260頁)另外,作者也評價了元曆元年2月19日,源賴朝根據宣旨獲得了統轄「『武勇之輩』(在地領主)一般」的權限(第73頁)。把「地頭」限定為「在地領主=透過行使軍事力量的領域支配者」,這種狹隘的觀點似乎不符合史實。

在第二編中也被重視的元歷二年4月22日後白河院廳下文,是針對內亂時期「鎮西有勢土民等、各以武威號地頭下司、押領八幡宇佐彌勒寺御領莊園」*事態的禁令;而在本文更詳細地描述「近年來,鎮西有勢土民等或成權勢武家郎從、或稱得替別當之宛文、有號地頭、有稱下司之族、押領御莊園、不濟所當」*,將地頭與下司並列來看待。作者在這裡只採用了與地頭有關的底線部分,並將地頭和「武門」相互聯結,作為支持自己論點的依據加以強調;然而對於同樣被並列提及的下司,作者卻完全忽略,沒有任何討論。(第488到491頁)。這樣的做法應該說有些偏頗地利用史料吧(以上,關於院廳下文理解的問題點,是承蒙稻垣泰彥先生的指點,在此向他致上誠摯的謝意)。另外,對於被石母田正高度評價為國地頭職的先驅形態──在平氏政權下治承五年2月根據宣旨任命的「丹波國諸莊園總下司」職,作者也以其內容一概不明為由而幾乎不把它當成問題加以討論(第597頁)。但這些事實都應該得到更加正當的評價,並且可能會迫使作者重新反思他自己的見解。

*白話:西邊有勢力的土民等人以武力自稱地頭或下司,強行佔領八幡宇佐彌勒寺的莊園。

近年來,西邊有勢力的土民,有的成為權勢武家的郎從,有的自稱得到別當的文書,有的號稱地頭,有的自稱下司之族,強行佔領莊園,不履行應盡的義務。

貫穿整本書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敘述的方法:作者首先對過去的研究史提出原則性批判,接著重新直接對原史料逐一、反覆地檢討,然後建立自己的學說理論,最後再檢討過去研究的各論點與自己學說的異同。在整本論文中,作者幾乎一貫使用這種方法。這與過去石母田正的研究採用的方法相同;對於複雜且長時間爭論的課題,像石母田正那樣推翻過去研究的大前提而進行史料批判的原則情況下,這種方法是可以令人容易理解的。但是就本書而言,情況未必與石母田正一樣。作者也說:「在檢討的過程中,論述的展開會不可避免地提及其他前輩的見解」(第451頁)。但我認為在「理論的展開上」,先檢討以前眾多的學說然後再展開陳述自己的學說,這樣比較自然而且也更容易讓人理解。尤其是第二篇的主要史料──源賴朝書狀,作者對於「本篇之要」(第316頁)所謂「尋沙汰地頭職」的意義與內容,後來才明確表示內田氏、上横手氏等前輩的學說為「卓見」(第466頁)的評價,作者是不是應該遵循前後順序才更恰當呢?*(即先檢討以前的學說,再提出自己的理論學說)另外,所謂「在論述的展開上會不可避免」也不僅限於作者的見解與以前學說會互相矛盾、對立的情況*。

(編按1:既然前輩比作者你還先提出學說或觀點,就應該把它放在前面,除了邏輯敘述能讓筆者較易理解,也是表示對前輩的尊重(如下段所述),否則會讓讀者誤解這樣的觀點是你原創的,但其實已經有前輩比你先提出,而你只是引用或沿用別人提出的觀點。

(編按2:石井進認為作者在展開理論的過程中,也一定會有與以前學說相似或同樣觀點的情形。)

作者在〈後記〉中對前輩累積的寶貴研究表示深深的感謝,並寫道:「儘管如此,我在論述中敢於對前輩的研究成果發表反省和批判言辭……因為我相信不可避免地唯有這樣做才能讓後輩吸取前輩開拓的學術成果並回報其在學術上的恩澤。」(第772頁)的確如此,且不言而喻的是,繼承並加以闡明前輩成果中應該繼承的部分,這同樣是回報前輩恩情的方式,也是現今後輩「不可迴避」的一條道路。

其次,本書成為鉅著的原因之一在於,第二篇中特別突出的對於核心史料的解釋,作者多採用列舉出所有的可能性後逐一考察,然後導出自己見解的方法,使得本書的篇幅大幅增加。以讀者的立場上坦率地說,由於連常識上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情況都一一列舉出來,因此給人一種過於繁瑣的感覺。在研究、思考的過程中,當然要探究所有的可能性,但是這些作業的過程是否有必要如此全部公開呢?這種發表形式不禁讓人覺得這是高度成長時代的發表形式。

在閱讀本書時,我時常想起作者的老師佐藤進一先生的論著;佐藤先生的寫作方式是在整理好論點的基礎上,單刀直入地深入問題的核心,被評價為「猶如揮舞白刃衝入敵陣的觀感一般」簡潔的敘述。回顧自身,明知自己也還未達到能夠妄加批評的資格,但筆者也希望作者能夠進一步考慮上述的方法。

自從接受前編輯委員會委託我撰寫這本書的書評已經過了1年半以上的時間。在這期間因為事務繁多,沒有足夠的精力去寫這部鉅著的評論,所以一再拖延,並且對於只能寫出這種程度的文章,要向作者和編輯委員會深表歉意。最後坦白說,我在作者就讀研究所期間,在制度上曾擔任過其指導教官。正因有這樣的因緣,所以本稿儘量省略稱讚的詞語,把重點放在直言不諱的逆耳忠言上,但反而顯得評價有些偏頗。對此我必須再次致歉。(1979.12.5)

(東大出版會 1978・三刊 A5)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建長寺伽藍介紹(下)

 (六)方丈(龍王殿)

方丈外觀。平時只能從唐門右手邊的入口進入方丈。

方丈又稱「龍王殿」,過去為住持居住的場所,現在則作為進行法事、坐禪、研修的場所。此建築與總門相同,建於1723年(享保八年),於1940年(昭和五十一年)從京都的般舟三味院移築而來;原本是用於安置皇室牌位的場所。

方丈內部有寬敞的內陣,有時用作講經的場所,此外還供奉方丈的御本尊──結有禪定印的寶冠釋迦如來。

豆知識4:建長寺的龍王傳說

長谷的一位轎伕把客人送回江之島時,天已經黑了;在返回途中,從極樂寺切通經過海邊遇到一位女子要求轎伕將她送到建長寺。用燈籠照亮那位女子,發現她全身溼透。以爲是找錯人的轎伕怕扯上什麼麻煩因而拒絕之。但女子遞上一枚小判,見到優渥車資的轎伕便斷開之前的想法答應把女子送到建長寺。

載著女子的轎伕雖然感覺很重,但由於擔心她身上穿濕衣服會著涼,便加快速度跑了起來,終於越過巨福呂坂到達建長寺。女子要求他通過山門到方丈面前放她下來,轎伕依其吩咐照做。下轎後,女子叮囑轎伕不要回頭看她,便走進方丈的庭院;怕事的轎伕急忙地想回去,但後方傳來巨大的水花聲。事後轎伕回想起來,隱約看見水煙中有龍姿。驚恐的轎伕於是向建長寺和尚報告,和尚泰然自若地說:那是這個池塘的主人,去了安房國回來。回家後,轎伕查看從女子那裡得到的錢幣,發現那竟是龍的鱗片。因此方丈別稱「龍王殿」。

(七)得月樓及方丈庭園

1.得月樓

畫面右手邊的建築即「得月樓」

「得月」有盡情賞月景趣味的涵義,如同李白歌詠的「促酒喜得月」。

建在蘸碧池旁的得月樓係模仿中國園林的二層閣樓形式,與日本庭園形成獨特的日式風格景觀。

得月樓平時不對外開放*,用來接待貴賓、客人等場合使用;一樓為供應堂(食堂)、二樓是大廣間(大廳)。得月樓於2003年 (平成十五年)為紀念建長寺創建750周年時進行整修。

P.S「寶物風入」:即開放國寶、重要文化財等文物參觀時才對外開放。

方丈南側有鋪著白砂的「平庭」與北側的池泉庭園形成鮮明的對比;其原本是用來進行儀式的正式庭園。

2.池泉庭園(北側)

以蘸碧池為中心的池泉式庭園,於1253年(建長三年)與建長寺一起創建並流傳至今,被指定為「國指定名勝」。庭園面積大約300坪,規模不大;作庭者為蘭溪道隆(也有一說為夢窗疏石)。

(1) 龜島

首先是被護岸石組包圍的龜島;左邊突出的立石是「龜頭石」,背上有「中心石」*以及種有象徵長壽的松樹。

在龜島後面可以看到類似枯瀑石組的設計;由於在《名園景點》(河原武敏,1983年發行)的圖中沒有記錄,所以應該是近幾年才設置的。

P.S中心石:在鶴島和龜島上中心的石頭。

(2) 影向之松與蓬萊石

鶴島後面的松樹稱為「影向之松」,左手邊置有蓬萊石象徵「蓬萊山」。蓬萊山被認爲是長生不老的仙人居住的山,經常與象徵長壽的鶴龜一起使用;這種形式的庭院也被稱爲「蓬萊式庭院」。在仔細觀看蓬萊石後方深處的樹叢裡有供奉辯財天的小堂宇和刻有「大日本相模州鎌倉府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的石碑。

(3) 出島與橋

出島末端有塊如龜頭石突出的石頭;另外,截至2016年爲止還架有小橋,遺憾的是整修後便被拆除了。在這個角度還可以看到複雜但美麗的汀線*。

P.S汀線:陸地與水面的交界處。

 

昭和時期築山上曾使用三座石頭製作枯瀑石組(影向之松的右後方),但後來被拆除,因此無法識別其為枯瀑石。

蓬萊山的左邊有若干石組殘留。

(八)大庫裏

大庫裏

為紀念建長寺創建700周年(開山七百遠諱事業),於1991年(平成三年)創建。

一樓為建長寺寺務所兼臨濟宗建長寺派宗務本院;二樓為應真閣大廣間(大廳)。唐破風為庫裏的出入口玄關,裡面有供奉廚房、僧坊的守護神韋馱天樣。

庫裏出入口玄關供奉的韋馱天樣

另外,其實方丈、得月樓和庫裏是彼此相通的,只是除了特別活動外,平時都不對外公開。

庫裏、方丈、得月樓內部的空間配置圖

(九)半僧坊

建長寺奧山半僧坊

位在境内最深處,在山腰上默默守護著建長寺。

建長寺的半僧坊起源於住持霄貫道禪師。有一晚,他在山中夢到一個靈夢──一位外貌既似僧侶又像俗人的白髮老人對他說:

「若您願將我迎至關東某個清淨之地,那裡必將日益繁榮,福澤不絕。」說完便消失了。

禪師認為夢中的老人是半僧坊的真身,且極適合作為建長寺的鎮守之神,遂親自前往靜岡縣奧山方廣寺,請求分靈。於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將其安置在建長寺境內景色最為優美的勝上山,並馬上設立「勝上教會」以取得興建佛堂的許可。

當時正值景氣繁榮,信徒大量的捐款募集龐大的建築資金,佛堂旋即得以創建完成。當時日本全國信徒分布廣泛達一都二十餘縣,講社多達百十餘社,信徒人數超過五萬人,盛況空前。

此地的半僧坊靈驗顯著,所賜福德廣大,包括:家內平安、商業興隆、消災解厄、安產守護、大漁祈願、交通安全、考試合格等,實在是功德無量。

爬上半僧坊的階梯上,左右兩邊有許多天狗雕像

豆知識5:半僧坊權現信仰由來

傳說,後醍醐天皇的皇子無文元選禪師(方廣寺開山)從中國渡海返國時,遇到暴風雨─風將帆柱吹倒、雨像瀑布一樣落下,禪師搭乘的船逆勢破浪彷彿將被海浪吞噬。在搖晃的船上,禪師全心虔誠地唸著觀音經;突然出現位一位高鼻子、穿著袈裟法衣的怪人喊道:「我祈求將禪師安全地送回祖國,以便傳達弘揚正法」,並在船頭指揮船夫;受到鼓勵的水手,將一行人安全地穿越風暴渡海歸國並於博多港上岸,而那位怪人便消失了。‎

‎禪師開創方廣寺不久後,那位怪人又突然再次出現並請求禪師將其收為弟子。禪師答應他,收其為徒弟;那位怪人在禪師身邊努力修行。禪師去世後,怪人說道:「我將守護這座山和這座寺廟,厄除世人的痛苦和災難。」後便無影無蹤地消失了。從此,半僧坊權現以天狗的形象被大眾信仰,在建長寺半僧坊的參道上,兩旁有許多天狗雕像列隊迎接參拜者。

(十)梵鐘(國寶)

建長寺梵鐘(國寶)

國寶梵鐘位於進入山門的右手邊,為懸銅造、總高208.8公分、口徑124.3公分,是少數建長寺創建時期還保存到現在的貴重文物,為鎌倉三名鐘之一(另外二座名鐘為園覺寺和常樂寺的梵鐘)。

梵鐘的撞座位置較高,鐘聲猶如人的哭泣聲,因此有「夜泣之鐘」之稱;除了除夕夜會敲鐘之外,其他時間也有可能敲鐘。

此鐘由當時鑄造名師物部重光製作,承襲平安時代風格,上帶有流利的飛雲紋、下帶有優美的唐草花紋。

鐘上的銘文由蘭溪道隆禪師執筆撰寫,文字為陽鑄(字形突出);銘文最後寫道:

「建長七年卯乙二月二十一日  本寺大檀那相模守平朝臣時賴

 僅勸千人同成大器  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  謹題都勸進監寺僧琳長

 大工大和權守物部重光」

其中「建長禪寺」為日本第一次使用「禪寺」之名。


建長寺伽藍介紹(上)

建長寺的伽藍

建長寺於1253年(建長五年)竣工、1255年(建長七年)鑄造了梵鍾,然而大規模的伽藍需要更長的時間整備。例如:據說總門和法堂的創建是在建造佛殿的20年後才創建;而當初規劃三門則是建造佛殿28年後的1281年(弘安4年)創建。

從1331年(元弘元年)所繪的《建長寺指圖》(設計圖)的抄本可一窺此寺古老莊嚴的面貌。伽藍的配置是仿照中國杭州五山第一的徑山萬壽禪寺;總門、三門、佛殿、法堂等主要建築大致排列在一直線上,而左右兩邊有庫院(庫裏)、僧堂(修行道場)、浴室、西淨(東司)等對稱配置。但是現在各建築並非創建初期的模樣;在最近的發掘調查中發現堂的位置有改變或縮小的痕跡。雖然創建時的建築已不復存在,但伽藍的布局仍保持原本一直線的配置。另外由於地形的關係,總門到三門之間的參道是傾斜的。

 

(一)總門(そうもん)

建長寺總門

現在的總門原本是後土御門天皇於1783年(天明三年)建造的京都般舟三昧院的正門,於1940年(昭和五十一年)移築至此。

總門上的匾額「巨福山」(こふくさん)出自建長寺第10代住持渡来僧一山一寧親筆書寫的;其意思為:「帶來大福的寺院」(大きな福をもたらす寺)。在「巨」字中的「口」下方多了一點,據說可讓字整體更具穩定感。

建長寺總門之匾額

(二)山門(さんもん)(國家重要文化財)

建長寺山門

高約 20 公尺的巨大山門是於 1775年(安永四年)由萬拙硯誼重建的,並於2005年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山門為三間一戶的二重門,上層屋簷使用銅板葺。下層不置仁王像,也未設門扉和壁板;站在門下正中央抬頭往上看有鏡天井設計。上層正面中央有唐破風設計,並掛有「建長興國禪寺」的匾額,據說是出自後深草天皇之筆。上層内部中央安置寶冠釋迦如來像、左右二邊有十六羅漢像、銅造五百羅漢像等佛像(不公開)。棟梁由建長寺大工河内長兵衛建造。1923年(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時,山門上層的屋簷破損,但因為江戶時代末期建造以銅板重重覆蓋,因此門的主要構件只有輕微受損。

山門又俗稱「三門」,意旨佛教的「三解脫門」代表三扇入解脫境界(悟道)的門;解脫指的是:空、無相、無願。俗稱「三門」的這道門有著「願參拜者穿過這道門,能夠以清淨的心情參拜」的祝福在其中。而山門沒有裝設門扉,代表佛祖不會拒絕前來者的慈悲心。


春天山門前的櫻花美景常吸引人駐足留連


豆知識1:梶原施惡鬼會

建長寺有一特別的法會:傳說蘭溪道隆在世時,有一次在建長寺山門下舉辦施惡鬼會;結束後突然出現一位武士騎馬而來,看到施惡鬼會已經結束,不禁露出失望的眼神,道隆看到此狀,特別為該武士再次舉辦施惡鬼會,後來武士自稱是梶原景時的亡靈並歡喜離去。

自此之後建長寺在每年七月十五日上午舉行「三門施餓鬼會」,下午則再舉辦一次「梶原施惡鬼會」。目前,從早上8點開始舉行約持續一小時,總寺與附近末寺的僧侶都會齊聚在山門前,二場施餓鬼法會接連舉行。

(三)佛殿(ぶつでん)(國家重要文化財)

建長寺佛殿正面

佛殿是寄棟造一層附裳階的建築。此建築原本是東京增上寺德川秀忠夫人崇源院的靈屋(祠堂),在重建時轉讓並於1647年(正保四年)遷移至建長寺。

因爲本來是靈廟建築,所以屋頂和天花板的形式與一般的禪宗佛殿不同:一般禪宗佛殿的屋頂是入母屋造、天花板是繪有雲龍圖畫的「鏡天井」;而此座佛殿屋頂為前述的寄棟造、天花板是以黑漆為底並有金色等彩繪裝飾的和式「格天井」,以符建築物原主人將軍夫人的身分。

佛殿内放置建長寺的本尊──地蔵菩薩坐像(室町時代、像高2.4公尺),此外還有供奉原本在此地的心平寺舊本尊地蔵菩薩坐像、千體地蔵菩薩立像、千手観音坐像、伽藍神像(重要文化財)等數座佛像。而佛殿前方有7棵古老的柏槙,據說是開山蘭渓道隆親手種植的,樹齢已有760年。


建長寺佛殿內部


建長寺佛殿前的柏槙,據說是開山蘭渓道隆親手種植的
樹齢已有760年

(四)法堂(はっとう)(國家重要文化財)

建長寺法堂外觀

法堂相當於他宗寺院的「講堂」,過去是建長寺全體人員修行的道場─全部的僧侶(最高曾有388位的紀錄)集合在法堂聽聞住持說法的場所;現在則作為進行法事、演講、展覽使用,僧侶則改到西來庵修行。

這座法堂於1814年(文化十一年)重建、1825年(文政八年)竣工。建築形式為方三間、入母屋造、銅板葺、附裳階(裝飾簷),是鎌倉最大的木造建築之一、關東最大的法堂(?),並於2005年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法堂內之神壇

法堂內部的主廳只用柱子,沒有用隔板區隔範圍,抬頭往上看也附有裳階;地板用瓦片以四半敷拼法鋪成。在堂內中央深處設置高2公尺多的法座,在裡面安置本尊千手觀音坐像;千手觀音的前面是釋迦苦行像,是巴基斯坦拉合爾中央博物館藏的複製品。這尊複製品於2005年前來參加愛知世博會展覽,世博會結束後,巴基斯坦捐贈給建長寺。

頭上天花板的雲龍圖並非直接畫在鏡天井上的,是另外製作的繪畫。此雲龍圖是由小泉淳作為紀念建長寺創建750周年而繪製的。

建長寺法堂之雲龍圖

豆知識2:建長寺法堂的五爪雲龍圖

龍是佛教的守護神。建長寺第五代住持、也是圓覺寺開山的無學祖元流傳著一則在龍的守護下來到日本的傳說。建長寺法堂的《雲龍圖》和圓覺寺佛殿的《白龍圖》也有「降下法(教誨)雨」、「免於火災」之意。

另外可發現一般日本的龍都畫成三爪,爲什麼?因為以前在中國「五爪龍」被認爲是天子的象徵;從屬國的朝鮮被允許使用「四爪龍」;而日本則被允許使用「三爪龍」。只是現在京都天龍寺和鎌倉建長寺的雲龍圖都畫成「五爪龍」。

 

豆知識3:華嚴塔跡

進去法堂後右手邊有一座小華嚴塔模型

據說建長寺在創建初期建有超過20公尺高的五重塔(一説為三重塔),但歷經多次火災被燒毀,之後便一直沒有重建;連塔跡都在建設參道時被破壊了,現在徒留石碑留念。

2009年(平成二十一年)4月在法堂内放置華嚴小寶塔(高約3公尺),此為依據吉田管長的願望,由諏訪之宮的木匠製作的;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以重建大華嚴塔。

 (五)唐門(からもん)(國家重要文化財)

位於方丈前方,是方丈入口的「正門」(平時不開放,只在重要正式場合時才開放通行)。

具桃山風格帶有唐破風的四腳門,以黑漆為底並用金色顏料裝飾,與佛殿類似的風格;因為此門與佛殿相同,原本都是位在東京增上寺、建於1628年(寬永五年)的德川二代將軍秀忠夫人崇源院靈屋的門;之後,在1647年(正保四年)與佛殿、西來門共同捐贈予建長寺;此門便作為方丈(龍王殿)的正門。同樣於2005年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2011年5月完成修復翻新,重現舊往光輝樣貌。

唐門正面

由方丈內部看唐門的裏面

鎌倉幕府御家人介紹(七):比企朝宗(ひき ともむね)

一、   出身 (一)比企氏始祖──比企掃部允的兒子?還是弟弟? 在比企氏的系譜上,比企朝宗被記為比企掃部允(比企遠宗)與比企尼的親生兒子,但也有說法認為他是比企掃部允的弟弟;因此確切的血緣關係目前尚不明確。 比企掃部允去世後,原本理應由比企朝宗接任比企氏一門的惣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