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倉幕府御家人介紹(七):比企朝宗(ひき ともむね)

一、  出身

(一)比企氏始祖──比企掃部允的兒子?還是弟弟?

在比企氏的系譜上,比企朝宗被記為比企掃部允(比企遠宗)與比企尼的親生兒子,但也有說法認為他是比企掃部允的弟弟;因此確切的血緣關係目前尚不明確。

比企掃部允去世後,原本理應由比企朝宗接任比企氏一門的惣領(家族首領),但歷史事實上卻是由比企尼的猶子比企能員接任,因而有見解認為:比企能員是在比企朝宗過世後才繼承比企氏一門的惣領。另一方面,也有一派見解認為:比企朝宗在出仕源賴朝時年事已高且膝下無子,因此被認為不適合擔任下一任惣領;而他於文治四年(1188年)才出生(或已經出生)的兒子,也是在比企能員繼任惣領之後才有的孩子,故無法成為家族繼承人。

(二)別名「藤内」

1.「藤內」之由來

常常在史料上看到「比企藤內朝宗」的記載,而其中的「藤內」是比企朝宗的別名。

在古代日本,尤其是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當時越來越多的武士獲得朝廷官職,他們開始會簡略自己氏族的姓氏與官職的名稱,並結合二者成為自己的通稱(別名),例如:「藤內」即代表:藤原氏出身+任職內舍人;此外還有:源內(源氏)、平內(平氏)、吉內(橘氏)、喜內(紀氏)、清內(清原氏)等等。由於比企朝宗曾出仕朝廷的「內舍人」,所以才有「比企藤內朝宗」的稱呼,由此也可知他的祖先可追溯至藤原氏。

2.內舍人

補充一下,所謂的「內舍人」,隸屬於中務省;依據《大寶令》,其職務負責佩刀宿衛、隨侍雜務、行幸時的護衛以及天皇的貼身警護,其值班備勤之處位於中務省的東北角;相較於警衛宮門的外圍衛士,內舍人可以在內裏(天皇住所)活動,是極為接近天皇核心的侍衛官。其員額編制在律令制初期為定員90名,之後隨歷史演變有所增減。

內舍人多由五位以上貴族子弟(即「蔭位」制度的受益者)或地方豪族後輩擔任;由於內舍人享有「長上(常勤官員)」的待遇,極易獲得天皇賞識,因此比起其他的舍人系官職,在升遷上更具優勢,是中下層貴族子弟晉升中樞官僚的重要跳板。

到了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律令體制雖然衰退,但「內舍人」作為朝廷官階(約為從六位下至正七位下)仍具相當高的名譽價值。地方武士若獲任內舍人,便成為在地的榮譽象徵,能大大提升家族的門第與社會地位。之後,隨著武家社會興起,許多武士並未實際入宮服役,但無論是否實際擔任過內舍人一職或真實本姓為何,這些稱呼都漸漸被人們廣泛自稱與使用。

二、   生平事蹟

(一)  影響北陸道深遠之「鎌倉殿勸農使」

1.鎌倉殿勸農使

壽永三年(1184年)1月,源賴朝消滅了木曾義仲(源義仲),而源義仲原本支配的北陸道諸國在「追討謀反期間」陷入了「土民如蕩然無存」的情勢。新入主的統治者源賴朝,為安定民心、解決此情況,將此重責大任交付予其所信任的比企朝宗──任命比企朝宗為「鎌倉殿勸農使」並命其前往當地,希望他能遏止當地暴民對莊園與公領的粗暴違法(狼藉)行為,恢復安寧、振興農業生產。

這個「勸農使」雖然被視為後來鎌倉幕府在全國設置的「守護」的前身,但與只擁有警察權的守護不同,「勸農使」除擁有警察權之外,還掌握了國衙在廳(地方官署行政人員)的指揮權、具備干涉國務的權限。關於「鎌倉殿勸農使」的詳情,可見《整理三田武繁《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結尾)》文章內之討論。

除擔任「勸農使」之外,比企朝宗還獲賜了越前國、加賀國、越中國等地的所領,並以「鎌倉殿勸農使」的身份在當地發揮影響力。以下,便來看看他在北陸當地的一些事蹟。

2.北陸道其他地區之影響

依據《福井縣史》,比企朝宗早在壽永三年(1184年)2月時便將影響力普及至若狹國。同月3日,賀茂別雷社的社司提出控訴,指稱為了追討平氏而下鄉的「官兵」與「國中武士」亂入遠敷郡宮河莊及矢代浦並行暴亂(狼藉)行為,故請求朝廷向「御使兼大將軍」頒布院廳下文以安撫「土民」。同月7日,響應此訴求而發給賀茂社的院廳牒中,命令「官使及使者」停止暴行,並運送供祭物(《弘文莊待賈鳥居大路文書》)。同日發佈、關於停止遠江國比木莊(今靜岡縣濱岡町)暴行且內容幾乎相同的院廳牒中,僅將問題指向「大將軍」源範賴與源義經所率領的「官兵」,並未見到「御使」、「使者」等字眼(《賀茂別雷神社文書》);因此,將前者文中的「御使/使者」指為「勸農使」比企朝宗,大致上是不會有錯的。

若果真如此,這意味著比企朝宗是與源範賴、源義經的軍隊一同西上,並首先進入了若狹。而比企朝宗當時被寄予的期望與任務,正是遏止這類對莊園、公領的暴亂行為。當文覺向源賴朝請求安撫遠敷郡西津莊的百姓、並確保其作為神護寺領地的權益時,源賴朝於4月4日給神護寺的回信中強調:「藤內朝宗未得此處指令,絕不至做出違法失當(僻事)之舉」,並指出應遏止名為「稻村」等人的非法行為(《神護寺文書》)。

此處的「稻村」,或許可視為「稻庭」的誤傳。若是如此,當時若狹當地的有力在廳官人稻庭時定,可能在此時將西津莊當作平氏沒官跡加以佔據;而源賴朝則是透過勸農使比企朝宗對其壓制,並將該莊園重新安堵給神護寺。

再者,該年(壽永三年,1184年)4月,河和田莊的莊官等人控訴:繼前述源義仲的隨從齋藤友實進行「濫妨」(暴行騷擾)之後,自稱「地頭」的僧人「上座」假借「鎌倉殿勸農使」比企藤內的名義下達命令,亂入莊內並強行行使莊務;為此,後白河院廳於5月向在廳官人等人發佈下文,要求停止「源氏之濫妨」與「上座之狼藉」(《仁和寺文書》)。

東國源賴朝的意志,便是如此透過比企朝宗貫徹到了越前。在同年(壽永三年,1184年)5月,推測比企朝宗以與加賀在廳聯署的形式,將所領捐贈給加賀白山宮(延慶本《平家物語》);此外,雖然具體年份不詳,但在6月14日,透過「比企藤內朝重」(疑為朝宗之誤記)發佈的下文,越中國石黑莊弘瀨村(今富山縣福光町)被安堵給藤原定直。

雖然目前未留下關於能登、越後、佐渡等地的相關史料證據,但從後世稱其為北陸道「守護人」這一點來看,比企朝宗無疑也是以源賴朝使者的身分,對這些令制國行使了相應的權限。

憑藉著這種「鎌倉殿勸農使」的權限為背景,比企朝宗將加賀國額田莊(石川縣加賀市)、越中國般若野莊(富山縣礪波市、高岡市)等地納為所領,在越前也獲得了前述河和田莊及吉田郡志比莊的所職(職位與權益)。

然而在若狹國,僅有遠敷郡津津見保作為平氏的沒官領,被賜予給比企朝宗的姪子、比企能員的妹婿(或妹妹)所生之島津忠久同母弟弟──右衛門次郎忠季;比企朝宗自身的所領則無從尋獲。從當初阻擋源義仲勢力滲透的稻庭時定開始,以中原氏一門為中心的若狹在廳官人與國人,在此時似乎成功將東國勢力的支配與影響限縮在最小程度的範圍。

另一方面,繼賀茂社與神護寺之後,園城寺於元曆元年(1184年)11月向源賴朝請求捐贈所領;源賴朝對此作出回應:將平氏沒官領遠敷郡玉置領捐贈給該寺,但附帶了「關於下司職(莊園基層管理者)將由鎌倉另行交辦處置」的保留條件(《吾妻鏡》同年12月1日條)。推測延曆寺也是在此前後,透過相同的交涉動員,在若狹國確保屬於山門(延曆寺)管轄處置的保、名、寺。

比企朝宗在執行了上述任務、明確將北陸道納入東國「王權」的統治之下後,推測於元曆元年(1184年)7月左右,途經越後、信濃、上野、武蔵等地,最後返回了鎌倉。另外,其「勸農使」一職最終在建久二年(1191年)以前便被免除解任

(二)  持續追隨源賴朝

元曆元年(1184年)7月,比企朝宗被交付負責處理被源賴朝誅殺的信濃源氏井上光盛之家臣事宜,而這也是他在《吾妻鏡》中的首次記載。同年8月,他與北条義時、義弟比企能員等人一同加入源範賴率領的平氏追討軍。

文治二年(1186年),比企朝宗以代表源賴朝向後白河法皇獻上熊野參拜費用的名義上洛。在京期間,他捕獲了源義經的家臣堀景光,並根據從景光處獲取的情報,為了搜捕源義經而前往奈良,並且因為他仍持續駐紮在當地進行監視,因而遭到興福寺的抗議。此外,他也與梶原景時等人一同參與了若宮八幡宮社的造營事宜。

文治五年(1189年),比企朝宗隨軍共同參與了奧州合戰;戰後被派往陸奧國磐井郡,與中原親能一同負責當地寺院神社的調查與報告。

(三)  與北条氏結緣

比企朝宗的妻子為北条政子的女官「越後局」,《吾妻鏡》有一則關於越後局的紀錄是:其於文治四年(1188年)1月22日產下了一名男嬰。建久三年(1192年),比企朝宗容貌姣好且聰慧的女兒「姬之前」,在源賴朝的撮合下,嫁給北条義時。成為北条義時正室的「姬之前」後來為北条義時生下了次男北条朝時以及三男北条重時。次男北条朝時後來擔任過越中、越後國的守護,而據傳母親為比企一族的島津忠久也擔任過越前國的守護。

 三、  結局

建久五年(1194年)2月,比企朝宗被記錄到出席北条泰時的元服禮。同年12月10日,越前國吉田郡志比莊的領家提起了訴訟,指控比企朝宗在9年前(文治元年,1185年)有粗暴違法(狼藉)、侵占領地的行為;而這也是他在《吾妻鏡》中的最後一筆記錄。

建仁三年(1203年9月)爆發了「比企能員之變」,比企一族遭到北条義時討伐而滅亡。由於當時被殺害的人員之中沒有出現比企朝宗的名字,因此推測他在這時期以前便已離開人世。

三、


整理三田武繁《「七ヶ国地頭職」再考》(下)

一、前言

如《「七ヶ国地頭職」再考》(前篇)所述,批判三田武繁見解的保立道久,其主要關心的並不侷限在單一所職的名稱,而是對「北条時政權力」作為權力的基本性質進行闡明。本篇文章要檢討的是,保立道久在此過程中所提出的「廣域性・惣官職性權力」這個概念,究竟是否真的合理、能夠成立。

經過前面幾篇文章繁複曲折的檢討之後,既然已經確認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國地頭職」的存在,那麼或許沒有必要再特地討論這樣的問題。然而,保立道久不僅將「國地頭職」,還將源平內亂時期出現的各種地域性公權力,理解為「廣域性・惣官職的權力」。而國惣追捕使也不例外。因此,三田武繁認為,檢討、驗證上述概念的合理性、是否成立,對於建構全新的守護、地頭制度成立史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作業。

二、保立道久之見解

(一)「廣域性・惣官職性權力」界定之內容

1.保立道久之界定

以下開始討、驗證保立道久所理解的「廣域性・惣官職性權力」概念。他所提出的概念涵蓋了以下內容:

①《以仁王令旨》中提到的「諸國使節」;

②管領畿內五國,以及與其相鄰之伊賀、伊勢、近江、丹波,共計九國的平宗盛惣官職;

③源頼朝依據壽永二年(1183年)「十月宣旨」所獲得對東國諸國之支配權力(保立道久將當時源頼朝的地位表述為「東國惣官職」);

④保立道久所評價的:直到文治元年末沒落為止「展開獨自支配畿內」之源義經權力;

⑤源義經與源行家之九國、四國地頭;

⑥保立道久所理解的:兼任「七國地頭職」與「七ヶ國惣追捕使」的「北条時政權力」等。

2.三田武繁之批判

然而,姑且不論實際情況無法釐清的①,要將②、③、④、⑤與⑥一併歸類為「廣域性・惣官職的權力」,三田武繁實在無法贊同。如果使用的是「廣域性的權力」這類普遍性的概念倒還罷了;然而,「惣官職的權力」就不同了,因為其源自於現實存在的「惣官」一職,本身就帶有特殊具體的意義,如此容易讓人誤以為:⑥也同樣擁有②所具備之特殊具體性質。

這裡三田武繁要強調的是,在界定權力的基本性質時,絕不可忽略權力的自主性與獨立性的問題。②、③、④、⑤可被視為具有相當程度自主性與獨立性的權力,然而⑥之權力主體──北条時政是從屬於源賴朝的家人,因此不能認為⑥具備自立、獨立性的權力。基於這點,三田武繁認為應將②、③、④、⑤與⑥明確區隔開來,因為若把它們全部歸納為「惣官職的權力」,那麼前述那些決定權力基本性質的差異點──自主性與獨立性,在此概念中就被移除了。*三田武繁認為,作為分析內亂時期地域性公權力的方法,「惣官職的權力」這一概念存在以上缺點。

編按:簡言之,保立道久忽略了各種權力在自主性與獨立性上的重要差異,將不同性質的權力歸納為同一概念,是錯誤的分析方式。

(二)「廣域性・惣官職的權力」之特質

1.保立道久之見解

那麼,「廣域性・惣官職的權力」究竟是具備何種特質的權力?且讓我們看看保立道久的說明。

(1)「廣域性・惣官職的權力」之特質

「追根究柢,追討平家和追討義經等軍事任務之權力,本來就無法侷限於國衙體制之內,反而必然會發展成為一種凌駕於國衙之上的廣域性權力*。(中略)該權力的本質,在於它能夠在國衙層級之上進行軍事層面之統轄,至於其所統轄的國衙是單數還是複數,並非本質上的問題;而軍事權力之領域如何呈現,則取決於當時組成權力之各項條件,以及敵對軍事勢力的實際情況。」

(編按:由於追討平家和追討義經等軍事任務往往跨越多個令制國與地區,因此單一一國的國衙並沒有權力能夠負責、處理這些任務。)

(2)何謂「在國衙層級之上進行軍事層面之統轄」?

在上述說明中,首先令人感到疑問的是,所謂「在國衙層級之上進行軍事層面之統轄」,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意思?

關於這點,保立道久在解讀「時政申文」中「各為令遂勸農候」這一部分時,曾敘述以下這段話:

這裡的「各」,首先應該假設是指各個國衙所進行的勸農活動。再者,「各」乃位在北条時政權限之下,而北条時政是以統轄者之立場面對「各(國)」,這點顯而易見。*

(編按:由於「各」(各國國衙)是在北条時政權力之下運作的,因此北条時政是在國衙之上的位置(站在比國衙更高的位置),對各國國衙行使統轄與指揮。保立道久據此認為,北条時政的權力具有凌駕於個別國衙之上的統轄性質。)

(3)關於「惣追捕使事」

此外,關於《七日院宣》中的「惣追捕使事」,保立道久作了以下解釋:

(前略)院對此事(指「惣追捕使之守捕」提案)表示:若是在「國每」(每個國)設置惣追捕使,或是選擇在廣博之莊園設置的話,則予以同意。目前為止的各家學說,都是以「國每」此一部分作為依據,據此主張惣追捕使(因此也就是國地頭*)是以一國為單位進行補任的;然而此乃錯誤解讀,這裡是院提出的方案或帶有希望性質的預測。換言之,「國每」設置一國惣追捕使是院方面對現狀所提出之調整方案;反過來說,此點正顯示出北条時政並不是在七國中的每一國分別設置一個惣追捕使,而是針對七ヶ國總體所發動之權限。

P.S因學界認為「惣追捕使是一國一任」,加上「惣追捕使=國地頭」,所以「惣追捕使也就是國地頭」;上述底線部分為編者加註。

2.三田武繁之批判

姑且不論各個解釋是否妥當,三田武繁要強調的是:從上述的說明中完全無法得知,所謂「自上統括國衙」的具體意義究竟是什麼。三田武繁特別想提出一個問題:作為北条時政之惣追捕使(借用保立道久的表述,即「七ヶ國惣追捕使」)發動權限之對象──「七ヶ國總體」。

若是指西海道諸國的情況,倒還不是不能理解;因為確實可以把統轄九國二島的大宰府,視為西海道諸國的「總體」。然「七ヶ國總體」不過只是保立道久觀念上的產物而已。因此,縱使如保立道久所述,北条時政確曾經擁有「七ヶ國惣追捕使」這一個所職,然而在「七ヶ國總體」的實體不存在的情況下,實際上行使權限的方式不是也只剩「按各國分別進行」嗎?若是如此,三田武繁認為這與「持有七個以一國為單位的國惣追捕使」沒有任何差別。

北条時政獲補任為國惣追捕使之「七ヶ國」,正如保立道久與多數研究者所推測的,其彼此相鄰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三田武繁認為,將作為國惣追捕使的北条時政權力界定為「廣域性的權力」,是有可能的(不過,如此界定具有什麼實質意義,則令人存疑);然而,絕不可將其界定為以「七ヶ國總體」為對象之權力。因為,即使外在形式上呈現如此樣貌,然而若從實際支配的角度來看,也只是一國單位的國惣追捕使之累積而已*。

編按:白話來說就是:七個國的國惣追捕使由北条時政一人兼任,只是在數量上聚集在北条時政一個人身上,實際上沒有變成一個新的「廣域惣官職權力」。

(三)小結

綜上所述,三田武繁認為保立道久提出的「廣域性・惣官職性權力」這個概念,作為分析源平內亂時期地域權力的方式,其實存在缺陷;尤其是在分析作為國惣追捕使的「北条時政權力」時,這個概念的合理性存在相當大的問題。

其一,是因為這個概念極易讓人誤解「北条時政權力」為自立性的權力,然而實際上北条時政只是源賴朝的家人(家臣),其權力並未脫離源賴朝獨立存在;其二,則是因為它不符合實際支配的型態;北条時政的權力是一國一國分別行使,而不是直接對某個真實存在的「七ヶ國整體」行使權限。

因此三田武繁認為,用「廣域性・惣官職性權力」來描述北条時政的權力,容易偏離歷史實態。保立道久之所以界定這個概念,其前提是建立在「國地頭職」此一「職」存在的理解之上;這無疑是「國地頭論」所帶來的弊害之一。

三、三田武繁之補充說明

最後,作者三田武繁針對文治二年3月上旬朝廷與幕府之間的交涉,補充以下幾點說明。

(一)《時政申文》中「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與「惣追捕使之守補」提案的意義

三田武繁將「七ヶ國地頭職」理解為莊鄉地頭職的總稱、將「惣追捕使」理解為莊鄉惣追捕使。如果他的見解成立的話,則可謂在文治二年3月上旬這個時間點上,莊鄉地頭制度尚未定著下來,而且可能被變更為莊鄉惣追捕使制度。

順帶一提,上述的提案是朝廷與幕府之間,為化解因設置莊鄉地頭職所產生的摩擦而提出的一種妥協方案。然而,關於此一提案的交涉,最終因朝廷方面實質上的拒絕而告決裂,「莊鄉地頭制度」轉變為「莊鄉惣追捕使制度」一事遂未得以實現。

另一方面,幕府在此之後仍持續為解決問題而努力;直到其努力取得一定成果之日到來,屆時才可謂莊鄉地頭制度已經成為一項穩定的制度。

(二)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之間的差異

朝廷方面判斷兩者是相同的,而其判斷之依據乃因:無論是誰,兩者都是會引發「喧嘩不絕、訴訟不盡」事態、造成「人愁」之根源(見《七日院宣》),並不是因為兩者的權限內容相同。正如《「七ヶ国地頭職」再考》(中)所述,兩者的職掌確實有相似之處,然而兩者之間也存在一個決定性的差異,那就是:是否能夠介入個別莊園、公領的經營與管理。

關於這點,要注意的是《時政申文》中「各為令遂勸農候」的部分。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三田武繁將這一部分的內容(也是「辭止七ヶ國地頭職」的理由)解釋為:正因為「七ヶ國地頭職」的存在本身妨礙了勸農,所以才辭退之;並批判大山喬平對於這一部分解讀出來的理解──即「勸農權之返還」。三田武繁認為,他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本身的解釋並沒有錯誤;然而,如果更進一步思考:在提案「辭止」之前,實際行使勸農權的人是誰?則當如大山喬平所理解的,應該將勸農權歸屬於「七ヶ國地頭職」。

也就是說,莊鄉地頭職有介入勸農的活動;此外,更不用說莊鄉地頭職介入「正稅以下國役、本家雜事」的徵收與繳納等事實。相較之下,莊鄉惣追捕使則不介入此類莊園、公領的管理與經營;其之所以被提案設置,乃是作為以追捕源義經、源行家為核心職務的治安對策專門所職。

(三)兵糧米之徵收

第三,是與前述各點相關的兵糧米一事。正如《時政申文》所明示的那樣,北条時政對於兵糧米的徵收極為堅持。在考慮其理由時,必須留意的是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的得分(職務收益)問題。

從事莊園、公領管理及經營的莊鄉地頭職,預期應享有與其職務相應之得分(收益);據三田武繁推斷,其得分乃繼承自:在設置莊鄉地頭職以前,從事此類職務者之得分。另一方面,北条時政提案欲取代莊鄉地頭職的莊鄉惣追捕使,則無法繼承莊鄉地頭職的得分(收益);因為能夠繼承該得分的,從根本上來說,是取代莊鄉地頭職的新任莊園、公領管理者及經營者。因此,三田武繁認為,北条時政極有可能預想到了這種情況,故為了供給莊鄉惣追捕使作為其得分,而堅持兵糧米的徵收。

(四)沒官之所々之見知

最後,確認《時政申文》中要求對「沒官之所々」進行「見知」(實地調查與實質掌控)一事的意義。如同在《「七ヶ国地頭職」再考》(上)所述,三田武繁將「沒官之所々之見知」一事視為:在沒官領與謀叛人所帶跡設置莊鄉地頭職的前提。

如果可以接受以上見解,則不得不認為:在進行此次交涉的時間點上,莊鄉地頭職的設置作業尚未進展到令幕府方面感到滿意之程度。就此意義而言,也可以說莊鄉地頭制度當時仍在邁向制度化確立的道路上。

綜上所述,從文治二年3月上旬朝幕間交涉中能解讀出的訊息,便是莊鄉地頭制度在此一時間點上面臨的現狀與課題。

整理三田武繁《「七ヶ国地頭職」再考》(中)

一、評析本鄉和人之學說

本篇將先檢討本鄉和人的學說。不過必須先說明,本鄉和人主要關注的焦點是,兼任攝津、丹波、伊賀、伊勢、美濃、越前等六ヵ國守護職的大內惟義;因此本篇小論所關注的「七ヶ國地頭職」,在他的論述裡不過是作為「六ヵ國守護職的前身」順帶提及而已。因此,雖然有必要連同「六ヵ國守護職」一併檢討,然而作者三田武繁自認為此問題已超出自己能力所及,故在此僅能將檢討對象限定在與當前課題相關之「七ヶ國地頭職」論述。

按照「七日院宣」第一條即寫道:「一 地頭辭退事。為人愁、停止之條、尤為穩便歟」,這表示朝廷有意認可「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緊接其後的第二條,則針對「守補惣追捕使之」奏請作出答覆。本鄉和人在討論「七ヶ國地頭職」時所注意到的,正是第二條開頭的那段話:「惣追捕使事。雖替其名、只同前歟」。

三田武繁曾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將這句話解譯為:「即使其名稱有所變更,其本質仍與地頭職沒有差別」。然而,本鄉氏和人一方面批評,三田武繁加註「其本質」一詞的解釋,是建立在「同一官職不可能存在不同名稱」此一現代理解的前提之上。另一方面則指出:「研讀史料便自然明瞭,這裡所謂的『惣追捕使』(中略)即為『國惣追捕使』」,進而將「惣追捕使事。雖替其名、只同前歟」這段話理解為:「雖然名稱不同,然而實際上『國惣追捕使』與『國地頭』無異,兩者是相同的職」。於是,如同前面文章所述,本鄉和人基於此一解釋,提出了一個新說:「國地頭職」是「國惣追捕使」的別稱。

本鄉和人此一學說乍看之下十分清晰明快,但假如其學說能夠成立,那麼諸如「國地頭職」的權限內容、「國地頭」制度後續的演變,乃至於「國地頭職」與「國惣追捕使」之間的關係……等,過去「國地頭職」研究中爭論不休、始終未能達成共識的各項問題,似乎都能一舉迎刃而解。然而,三田武繁實在難以認同本鄉和人的學說。接下來,作者將依據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獲得的理解,說明理由。

二、本鄉和人理解之缺陷

正如前面介紹的內容所顯示,本鄉和人立論的原點是基於以下理解:「『惣追捕使事。雖替其名、只同前歟』中的『惣追捕使』是指『國惣追捕使』」。雖然本鄉和人認為這樣的理解是理所當然的,但三田武繁對此則深感不然。

再次審視「七日院宣」的內容。倘若「惣追捕使事」該條記事中出現的惣追捕使只是指「國惣追捕使」,那麼「惣追捕使」就是「國惣追捕使」這一點確實是顯而易見的。(編按:聽起來像廢話,但其實不然,且看下面的論述。)然而,該條記事中出現的惣追捕使絕非只有「國惣追捕使」。

正如「廣博莊園許計補」與「最狹小所々皆悉被補」等字句顯示的,「七日院宣」同時也提到了以個別莊園、公領為對象的「莊鄉惣追捕使」。然而,本郷和人的關注只集中在「國惣追捕使」上,而有關「莊鄉惣追捕使」的部分,卻被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也因此理所當然地,為什麼「七日院宣」中會提到「莊鄉惣追捕使」,以及其中的背景、原委,本郷和人並沒有任何說明或解釋。或許是因為他主要關注的焦點在以國為對象設置的「六ヵ國守護職」,因此可以理解難免如此;然而,若無視甚至輕視有關「莊鄉惣追捕使」的部分,又豈能正確解讀「七日院宣」中「惣追捕使事」條目的內容呢?

順帶一提,上述「將『惣追捕使』視為『國惣追捕使』」的理解,三田武繁認為這種見解絕不只有本鄉和人一人,而是所有承認「國地頭職」存在的學者們共同擁有的認知。由於他們判斷「七日院宣」裡的「惣追捕使」等同於「七ヶ國地頭職」,並視「七ヶ國地頭職」為「國地頭職」的實際例子,因此「七日院宣」裡的「惣追捕使」也必須與「國地頭職」相同,是以國為單位設置之「國惣追捕使」。換言之,「國地頭職」是否存在,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惣追捕使」。

三、重新檢討七日院宣「惣追捕使事」條目之內容

因此,接下來來確認「七日院宣」第二條──「惣追捕使事」所陳述的內容。

(一)解析七日院宣「惣追捕使事」條目之內容

1.國惣追捕使

首先關於「國惣追捕使」,朝廷雖然同意「置」(設置)。不過,這裡朝廷認可的並不是指准許新的設置。如果接受作者關於前年11月北条時政奏請的見解,並考量到「七日院宣」中「但義經行家不出來以前、二位卿不申行之外、一向可被止之由、難被計仰」,其中的「止」字意指停止或廢止,則可以理解為:「國惣追捕使」應是以「守護・地頭勅許」為契機而設置的,並且一直存續至翌年的這個時間點;因此,朝廷所認可的並不是新設國惣追捕使,而是認可其存續(既有的設置)。

2.莊鄉惣追捕使

其次關於「莊鄉惣追捕使」,朝廷將設置對象之莊園與公領,依照規模分為「廣博」與「狹小」兩種情況分別論述。其中關於後者(狹小者),從「皆悉被補者」的表述可以明顯看出,問題的癥結點在於新設補任;另一方面,關於前者(廣博者),三田武繁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已經確認幕府補任之惣追捕使存在,因此判定其和「國惣追捕使」一樣,問題在於現狀的維持(即存續);然而,僅就「計補」此一用語判斷:規模「廣博」者與規模「狹小」者的情形相同,基本上成為問題的是新設。

換言之,朝廷在「七日院宣」中,是就「莊鄉惣追捕使」的新設問題進行討論;當莊園、公領之規模為「廣博」時,即准許新設;但如果是在「狹小」之莊園、公領新設惣追捕使,朝廷則預期將引發「紛爭不斷、訴訟不止」的情況,因此表明拒絕的態度。

不過,三田武繁認為不能直接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將這個判斷視為朝廷真正的意圖。蓋因不存在一套客觀的標準去判定規模是「廣博」還是「狹小」*,而這也意味著:規模是「廣博」還是「狹小」全憑朝廷之裁量判斷;因此「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將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而這正是朝廷真正的目的。

(編按:應該說朝廷並沒有在「七日院宣」中明說「廣博」或「狹小」的定義,或是用面積數字去定義大小的標準;也因此才讓人質疑,朝廷是想利用沒有講明的模糊空間,任憑自己解釋。)

綜上所述,朝廷在「七日院宣」的「惣追捕使事」項目中表現出的立場為:針對「國惣追捕使之存續」予以認可;而對於「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除被視為「廣博」之少數莊園、公領允許之外,其餘原則上不予准許。

3.「惣追捕使事」條目的核心問題

不過,國惣追捕使之存續,換句話說只不過是維持現狀,或再次確認而已;相對地,若允許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就相當於賦予幕府一項新的權限。如此一來,難以認為朝廷自己會主動提出討論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因此,朝廷之所以討論「新設莊鄉惣追捕使」,其前提係因為幕府方面事先提出了這項要求,這才是最自然、合理的解譯。

據此,如果將前一篇文章對「時政申文」基本性質的檢討結果、以及前述國惣追捕使存續之意涵一併納入考慮,那麼作者三田武繁認為:北条時政在「時政申文」中提出「惣追捕使守補」事項的重點,歸根究底在於「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至於國惣追捕使之存續,即便包含在提案內容之中,充其量也只是作為參照順帶提及而已,並不是真正的討論重點。

如果同意如上所述般理解北条時政的提案,那麼可以進一步斷言:「七日院宣」中「惣追捕使事」條目的主旨為:針對「新設莊鄉惣追捕使」一事,表明朝廷方面拒絕的態度。僅就事情之重大性來看,三田武繁認為宣旨中的「惣追捕使」極有可能就是指「莊鄉惣追捕使」。

(二)是否可以將「惣追捕使」視為「國惣追捕使」?

其次,若將「惣追捕使」視為「國惣追捕使」的話,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暫且不論朝廷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從「七日院宣」的內容來看,朝廷只允許在被認定為「廣博」之莊園或公領中新設莊鄉惣追捕使 ;然而,將「惣追捕使」視為國惣追捕使的學者──亦即將「七ヶ國地頭職」視作「國地頭職」的學者,是否曾經思考過朝廷這個回答結果所產生的狀況?

1.問題1:「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會同時並存

這裡的問題便是莊鄉地頭職。縱觀朝幕之間交涉的前後,眾所周知幕府基本上是以謀叛人所帶跡為對象設置莊鄉地頭職,且其設置的主要目的是治安的對策,這點可由若干史料中確認。另一方面,從「時政申文」與「七日院宣」來看,設置莊鄉惣追捕使之目的顯然是為了要追捕源義經、源行家等人。「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兩者不僅名稱不同,其基本權限內容確實也存在差異(關於兩者的差異,三田武繁將在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敘述);然而實在難以認為前者不參與追捕源義經等人的活動,故兩者的職掌在某方面存在相似之處,這點確實不可否定。

然而,若將「七ヶ國地頭職」理解為「國地頭職」,等於可以理解為:在這次交涉中,朝幕雙方都沒有提出關於莊鄉地頭制之制度性改變的提案。更進一步,站在承認「國地頭職」存在的立場,基於「莊鄉地頭制並沒有進行制度性改變」這樣的理解,因此不得不認為:作為朝廷回答的結果,在規模「廣博」的謀叛人所帶跡中,職掌方面部分重疊的「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會同時並存。

再來應當留意的是,朝廷對「莊鄉地頭職」的基本態度。在莊園、公領中主要擔任莊園領主階層的朝廷,無須多言,必將莊鄉地頭職視為極不歡迎之存在。儘管如此,主張「七ヶ國地頭職」即「國地頭職」的學者們,對於「除了莊鄉地頭職之外,朝廷還准許莊鄉惣追捕使的設置」這樣的理解,難道不會覺得不可理解嗎?

2.問題2:言行不一的朝廷與反常的幕府

另外,若將「七ヶ國地頭職」視為「國地頭職」,還存在兩個令人難以解釋的問題:第一,朝廷原本對莊鄉地頭職抱持否定之基本態度,為何後來卻又作出了乍看之下與這種態度相互矛盾的答覆;第二,幕府的對應也存在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就現存的史料來看,無法認為幕府曾有積極推動設置「莊鄉惣追捕使」的事實。但既然這項權限原本就是幕府自己主動提出申請的,雖然朝廷附加了一些限制,但最終仍然同意了,那麼為什麼幕府後來不實際行使這項朝廷准許的權限呢?究竟要怎樣解釋,才能將這兩個看似矛盾的事實整合一致,而不產生邏輯上的衝突呢?

三田武繁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注意到「七日院宣」「惣追捕使事。雖替其名、只同前歟」中的「替」字,並主張:「時政申文」中表述為「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與「惣追捕使之守補」的提案,實質上只是將所職的名稱從「地頭職」變更為「惣追捕使」而已。再者如上所述,「七日院宣」中關於「國惣追捕使」討論的是維持(存續),而關於「莊鄉惣追捕使」討論的是新設,因此三田武繁認為,這裡的「惣追捕使」必須為「莊鄉惣追捕使」不可。假如可以接受三田武繁的見解,那麼前面那些看似矛盾、難以解釋的問題,就能得到前後一致、合乎邏輯的解釋。

也就是說,既然朝廷已經同意幕府方面所提出的莊鄉地頭職「辭止」之提案,那麼即便同意「新設」莊鄉惣追捕使,也不可能會發生「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同時並存此的情況*。(編按:因為前者已經先被停止,後者才取而代之。)只不過,北条時政原本最初設想將統稱為「七ヶ國地頭職」的所有「莊鄉地頭職」全部轉換成「莊鄉惣追捕使」,以此為前提而提出提案;然而,朝廷的答覆,卻僅對其中一部分給予許可。此外,關於兵糧米未濟(未繳納)部分的處理,以及「沒官之所々之見知」,朝廷的答覆也都未能滿足幕府方面的要求。正因如此,談判遂告決裂;倘若事情脈絡確實如此,則幕府後來未付諸實行「莊鄉惣追捕使」的設置,可謂理所當然。

四、其他學者關於「莊鄉惣追捕使」之見解

以上或許只是三田武繁個人主觀的看法或單純的推想罷了。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站在承認「國地頭職」存在立場的學者們,都沒有關注到「莊鄉惣追捕使的新設問題」這一點。

當然,並不是完全沒有學者觸及提到這個問題。例如,石井進便以「七日院宣」該當部分作為根據之一,認為:源賴朝作為日本國惣追捕使,不僅能夠任命「國惣追捕使」,也能夠任命「莊鄉惣追捕使」。然而如同前述:就現存的史料來看,難以認為幕府曾有積極設置「莊鄉惣追捕使」的事實,故三田武繁難以認同石井進之學說。

此外,大山喬平指出:「在後白河院的腦袋裡,此時還未清楚區分地頭與惣追捕使」,認為朝廷方面混淆了「莊鄉地頭職」與「莊鄉惣追捕使」;然而,將令人難以解釋之處的原因歸咎於當事人的誤解,三田武繁認為這樣的解釋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歸根究柢,若是將「七ヶ國地頭職」視為「國地頭職」之實例,三田武繁認為便無法解釋朝廷為何會在「七日院宣」中提及莊鄉惣追捕使之新設問題。松島周一不惜強辯也堅持將「時政申文」解釋為幕府單方面意思之通告,並基於此一理解主張「七日院宣」是朝廷單方面的「空想或願望」,大概是因為他察覺到了國地頭論的這個缺陷吧。

五、結語

最後再次強調,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七ヶ國地頭職」就是「國地頭職」;但若能確認「七日院宣」中「惣追捕使事。雖替其名、只同前歟」的「惣追捕使」是「國惣追捕使」,則另當別論;然而,應當將這裡的「惣追捕使」認定為「莊鄉惣追捕使」。因為三田武繁認為「七日院宣」中「惣追捕使事」條目的主旨為:針對幕府以「辭止七ヶ國地頭職」為交換條件,提出「新設莊鄉惣追捕使」的要求,表達朝廷方面予以否絕的態度。

另外,若將「七ヶ國地頭職」理解為分佈在七個令制國內的莊鄉地頭職之總稱,那麼前面提到的兩個疑問(一是朝廷為何會作出乍看之下相互矛盾的答覆,二是幕府為何在此之後沒有積極行使新設莊鄉惣追捕使的權限),也就都能得到合理解釋。

基於以上一連串的分析,三田武繁仍然維持在《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中的主張:「七ヶ國地頭職」是莊鄉地頭職的總稱,因此沒有必要修正《考察文治守護、地頭問題的基礎》的結論:在鎌倉幕府的制度中,不能認定當時存在「國地頭職」此一「職」。


整理三田武繁《「七ヶ国地頭職」再考》(上)

一、關於「七ヶ国地頭職」的基本史料

以下列舉「七ヶ國地頭職」相關的史料。

眾所周知,以上一連串引用《吾妻鏡》的史料,具備等同於原始史料的價值。從這些史料可以得知:自文治元年11月以來、以源賴朝代官身份留在京都的北条時政,於文治二年3月上旬與朝廷之間展開交涉,主要涉及以下四個問題:

(Ⅰ)「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

(Ⅱ)「惣追捕使」之「守補」;

(Ⅲ)兵糧米之徵收;

(Ⅳ)「沒官所々」之檢知。

此外,由於《吾妻鏡》的敘事部分也記錄了這些文書往來的經過,故以下一併引述相關內容。

照理說,本應立即重新檢討以上史料內容,來釐清「七ヶ國地頭職」的真實面貌。但在這之前,仍有一個問題必須先確認,亦即:「時政申文」究竟是不是為了尋求朝廷方面的回應而撰寫的?

在過去的研究裡,似乎並未特別針對這一點展開討論。不過,關於「時政申文」裡提到的事項,朝廷方面的意向已顯現於「二日院宣」和「七日院宣」之中,因此過往學界對這三份文書的關係,大致共同理解如下:「時政申文」是尋求朝廷就其所陳事項給予回覆的文書,而二份院宣即針對此所作出的回應。三田武繁表示過去自己在研究時,也是以這種理解為前提來檢討這三份文書。然而近年來,松島周一提出一個新的學說,否定了前述的理解。換句話說,松島認為「時政申文」是一份「不顧對方意向、逕自表述自己意思」的文書。

先說在前面,松島周一否定三田武繁舊文結論時所作的論述,是以上述的理解為基礎。因此,在這篇旨在探討舊文結論是否成立的文章中,即使看似是在繞遠路,但仍必須先檢視松島周一的「時政申文」學說是否成立。因此,接下來筆者將另闢一文,在檢討松島學説的同時,重新思考「時政申文」的基本性質。

二、松島周一「時政申文」學說之見解

首先為求正確,三田武繁先引用松島周一自身的敘述,將其見解整理如下:

三、三田武繁之檢討

以下,依序檢討松島周一「時政申文」學說之見解。

(一)檢討松島周一之見解①

三田武繁在舊文中主張將「七ヶ國地頭職」理解為莊鄉地頭職之總稱,而其「辭止」以及「惣追捕使之守補」係為了化解因設置莊鄉地頭職產生的摩擦,而採取的一種妥協方案。松島周一將義江彰彰夫學說以外的其他各家學説(當中自然也包含三田武繁的見解)一概歸類為「北条時政向後白河院提出辭退與返還」的立場,三田武繁認為這種對過往研究的整理方式,似乎有點問題。

松島周一前述所謂的「看法」,大概就是被義江彰夫否定的見解──亦即將「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視為把朝廷賦予之所職返還給朝廷的行為。而筆者的見解─將「七ヶ國地頭職」理解為莊鄉地頭職之總稱,且最終補任權歸屬於源賴朝─與義江彰夫之學說相同,都對松島周一的理解抱持否定的立場。

此外,義江彰夫指出「辭止」是北条時政依自身的判斷停止地頭職,並就該事尋求院方面理解之行為,而三田武繁則認為「辭止」是向朝廷方面提出的妥協方案,本質上就是在尋求朝廷方面的理解;從這點來看,義江彰夫的學說與三田武繁的見解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總而言之,三田武繁認為松島周一對研究史的整理欠缺準確性。

(二)檢討松島周一之見解②

三田武繁認為②也有問題。松島周一針對「通告七ヶ國地頭職的辭止」補充說明:「這並不是向院或朝廷辭退、返還職務,也不是在為此所作的事前交涉」;至於他所否定的「向院或朝廷辭退、返還」說以及「事前交涉」說,究竟是由哪一位研究者提出的學說呢?

從①的研究史整理方式來看,松島周一的表述似乎認為是「將『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理解為提出妥協方案」的筆者見解;但從前面的內容可知,這其實是誤會。(編按:意指並不是由三田武繁提出「辭退、返還」說以及「事前交涉」說。)

再者,如同義江彰夫所指出的,「時政申文」確實缺少上表文所需的必要條件,因此將「辭止」理解為非正式的辭退與返還,這樣的觀點相當具有說服力。然而,松島周一在此基礎上甚至連其他可能性也一併否定,這樣的論證方式未免太過武斷。正因為「時政申文」不是正式的上表文,反而才有將其視為交涉過程中的提案事項的可能性,難道不是嗎?

(三)檢討松島周一之見解③、④

接續上面的問題,接著來探討「時政申文」的內容究竟是不是交涉過程中的提案事項?因為據此可以推論北条時政是否在向朝廷尋求回覆。

松島周一關注到的「所令存候也」與「所令存知也」的表述,確實顯示出前面提到的事項是北条時政(或幕府方面)的意志。另外,松島周一也注意到「時政申文」中的「以此由可令言上給候」字句;從形式上來看,松島周一指出這份文書並不是要向後白河法皇正式奏請,此一見解或許並無不妥;然而,即便如此,三田武繁認為:「將『時政申文』理解為不顧對方意向、逕自表達自身意思之文書」的松島學說,依然難以成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存在足以證明該申文是為尋求朝廷回應而撰寫的證據。

1.兵糧米未濟分

首先,以兵糧米未濟分(未繳納部分)為例,在「時政申文」中有記載:「計糺田數、早可令究濟之由、尤可蒙御下知候」,而這裡要特別關注其中的「御下知」。

若按照松島周一的理解,「時政申文」屬於「只要送到吉田經房即可的形式」之文書,那麼裡面提到的「御下知」就不得不被視為吉田經房個人的指令。然而,從問題的性質來思考,絕不可能是吉田經房這樣的人「御下知」;北条時政真正尋求的,應該是能夠代表朝廷意志的人物或機構所發佈的「御下知」。

其實松島周一也是這樣想的吧,因為他在另一篇論文中談到這個「御下知」時,先是表述為:「來自這份申文的交涉對象──吉田經房(以及透過其傳達的院與朝廷)的『御下知』」,隨後又改口為:「朝廷的『御下知』」。也就是說,至少在兵糧米未濟分(未繳納部分)這件事上,松島周一也承認「時政申文」實際上是在尋求朝廷(或是當時握有朝廷決策權的後白河法皇)的回覆。

2.《吾妻鏡》記載文治二年4月13日之記載

三田武繁提出的第二個證據是《吾妻鏡》記載文治二年4月13日的記載:

北条殿(北条時政)自京都参着。京畿沙汰間事、条々有御問。亦被申子細。就中、注謀反輩知行所々、可検知其地之由難言上、不被聽之。(後略)

(1)解析結構內容

上面的內容是文治二年4月北条時政返回鎌倉後,向源賴朝報告的內容。文中的「注謀反輩知行所々、可檢知其地之由」,應當就是對應「時政申文」裡的「沒官之所々、蒙  院宣并二位家仰候之間、可令見知之由」,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

值得注意的是,「雖言上、不被聽之」這句話。既然「言上」的對象與實施「聽」的主體,都可以理解為朝廷(實際上是指後白河法皇),那麼筆者認為:北条時政確實曾就此一問題向朝廷尋求許可,沒有問題。

(2)時政申文中之「沒官之所々、蒙 院宣并二位家仰候之間」

A.松島周一之見解

松島周一當然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吾妻鏡》上面那段記載。

松島周一將「時政申文」中的「蒙 院宣并二位家仰候之間」理解為:「今後條件若是如此的話(中略)」這種帶有假設性意味的內容,進而解釋為:「北条時政先陳述『蒙  院宣并二位家仰』這個前提,接著表示如果這個前提得到滿足的話就會實施檢知。」然而,將「候之間」解釋成假設性的意思,正如松島周一本人也注意到的,實在是過於「牽強」。

B.三田武繁之見解

其次,松島周一解釋的前提,係源自於「二日院宣」中的「自二位卿許、上へは申旨も不候」,以及「七日院宣」中的「二位卿無申旨」等字句,從而認為:「北条時政沒有收到『院宣并二位家仰』的跡象」。

但三田武繁認為:若將這裡的「院宣」解釋為前年11月承認北条時政奏請的院宣、而將「二位家仰」解釋為奏請之前源賴朝的指示,不也合理嗎?

原因在於,奏請的內容裡包含了「田地」的「知行」。在舊文中,三田武繁認為「田地知行」的具體內容是在沒官領與謀叛人所帶跡(存留有叛亂者的領地)中設置莊鄉地頭職;如果可以接受三田武繁的見解的話,則「沒官之所々之見知」就成為實現「田地知行」的前提。

因此,三田武繁認為北条時政藉由「蒙 院宣並二位家仰候」強調敕許的事實,進而向朝廷要求「沒官之所々之見知」。因此,若將「二日院宣」與「七日院宣」的文字解釋為源賴朝未就此事而直接向朝廷提出申請,也十分合理。

(3)小結

總而言之,不得不說松島周一對「沒官之所々之見知」的解釋過於牽強。三田武繁認為最自然、最合理的解釋是:北条時政確實在向朝廷尋求許可。

再者,針對「沒官之所々」一事,「時政申文」中是以與「所令存候也」或「所令存知也」極為相近的「同所令存也」一語作結。松島周一只因為申文使用了這樣的字句,就斷言北条時政並非在向朝廷尋求許可,這種說法實在難以具備說服力。

(四)檢討松島周一之見解⑤

1.時政申文之內容

針對松島周一之見解⑤,三田武繁先引用「時政申文」中的一段內容展開論述:

「抑一日參拜之時、七ヶ國地頭職之條、雖令言上候、未承分明之仰、罷出候畢」。

不知出於何種緣故,松島周一在其論述中竟隻字未提這一段。因此,為求慎重,三田武繁還是來確認上面那一段話中可以得到的事實:三月一日之前的某一天,北条時政曾前往與朝廷交涉的窗口──吉田經房府上,就「七ヶ國地頭職之條」進行奏陳(言上);然而,因為朝廷方面尚未給出明確的答覆(分明之仰),故北条時政便先行離開了。

由於「時政申文」中接續寫道:「仍於時政給七ヶ國地頭職者、各為令遂勸農候、可令辭止之由、所令存候也」,因此按照字面不難看出,「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絕非在「時政申文」中突然提出的;也就是說,在申文之前,即已存在需要朝廷給予「明確答覆」(分明之仰)的交涉過程。

那麼,在當時的交涉中,北条時政究竟就「七ヶ國地頭職」一事「奏陳」(言上)了什麼內容?

2.北条時政就「七ヶ國地頭職」奏陳之內容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記載「時政申文」來往經過的史料A’。將史料 A’ 與「時政申文」前面那一段相比,即可明白史料 A’的「去比上表地頭職」,正好對應到「時政申文」的「一日參拜之時、七ヶ國地頭職之條、(中略)令言上候」。

也就是說,可以理解為:在「一日參拜之時」,北条時政已經向朝廷「奏陳」(言上)了「七ヶ國地頭職」之「上表」。若是如此,前者「其上重被付書狀於帥中納言」中的「其上重」一詞,可視為一種基於特定前提的表述──亦即在奏請「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之前,已於「一日參拜之時」先行「言上」了。(編按:亦即在先前奏報的基礎上,再提出「七ヶ國地頭職」辭退的申請。)

3.小結

回到松島周一⑤的見解,其中他對史料 A’ 所作的解釋:將「去比上表地頭職」理解為3月1日前向源賴朝提出的「上表」,並將「其上重」理解為「再次補充、以防萬一」,進而主張「向朝廷通告並非必要之程序」──這種解讀是完全的誤解,這點比火焰再清楚不過。會有這樣的誤解,顯然是因為松島周一遺漏了前述那一段內容(「抑一日參拜之時、七ヶ國地頭職之條、雖令言上候、未承分明之仰、罷出候畢」)所造成的。

重新審視即可確認:在3月1日之前進行的交涉中,北条時政早已向朝廷提出申請「七ヶ國地頭職」之「上表」。然而,由於沒有得到朝廷明確的答覆,因此北条時政才撰寫書狀(即「時政申文」),並在其中提出「辭止」的申請。若這樣理解,那麼很難認為北条時政會在不期待朝廷給予明確答覆的情況下,提出申請「辭止七ヶ國地頭職」。若依照松島周一的見解,不期待朝廷方面的回覆、僅憑單方面通告即可了事,那麼北条時政既然已經「參拜之時奏陳(言上)」,根本無須多此一舉(「時政申文」)。

另外,既然已經確認北条時政在「七ヶ國地頭職」「辭止」問題上是在尋求朝廷方面的回覆,那麼也不能單獨把與其密切相關的「惣追捕使之守補」視為北条時政單方面的通告。(編按:亦即北条時政是將「惣追捕使之守補」與「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兩件事一起向朝廷尋求回覆。)

四、結語

(一)「時政申文」的意義

綜上所述,經由對松島周一學說批判性的檢討後,可以確認:「時政申文」如同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是幕府方面對於「七ヶ國地頭職之辭止」、「惣追捕使之守補」、「兵糧米未濟分(未繳納部分)之處理」,以及「沒官之所々之見知」這四個問題,表達自身立場,並希望朝廷針對以上問題給予回覆之文書。

若確認「時政申文」屬於這種性質之文書,進一步來說「二日院宣」與「七日院宣」無庸置疑就是朝廷針對上述四個問題所回覆之文書,不可能是其他性質的文書。

關於這三份文書的基本性質及其相互間之關係,學界的通說並沒有任何錯誤;相反地,作者三田武繁敢斷言,基於牽強解釋以及漏讀史料所展開的松島學說,難以成立。

(二)松島周一「時政申文」學說之目的

獲得上述理解之後,本文之目的算是已經達成,不過最後三田武繁還想補充說明一個部分,就是松島周一對於「七日院宣」基本性質的見解(略以):

(前略)這與實際的政治過程無關,純屬院單方面的陳述,充其量只是一種幻想或願望而已。

由於松島周一將「時政申文」看作單方面的通告,因此在他的立場裡,理所當然主張這兩份院宣絕不可能是朝廷的回覆。但是,既然作為前提的「時政申文」松島學説現在已經被否定了,那麼前面的見解自然也失去說服力。

然而,之所以在此介紹松島周一的學說,是因為作者三田武繁認為:即使遺漏了史料、做出牽強的解釋,他仍然堅持把「時政申文」視為單方面的通告,其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要對「七日院宣」做出這樣的評價。

三田武繁不怕被批評為臆測,直言:松島周一是不是注意到了支持「國地頭職」存在的討論中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因此若不對「七日院宣」做出這樣的評價,「國地頭職」的存在就會被否定呢?

那麼,這個致命的缺陷是什麼呢?接下來,接續藉由檢討本鄉和人的學說來釐清這一點。


鎌倉幕府御家人介紹(七):比企朝宗(ひき ともむね)

一、   出身 (一)比企氏始祖──比企掃部允的兒子?還是弟弟? 在比企氏的系譜上,比企朝宗被記為比企掃部允(比企遠宗)與比企尼的親生兒子,但也有說法認為他是比企掃部允的弟弟;因此確切的血緣關係目前尚不明確。 比企掃部允去世後,原本理應由比企朝宗接任比企氏一門的惣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