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有談到宗尊親王抵達鎌倉後的事蹟，那麼接著本文來說明宗尊親王在鎌倉時的主要發展及其影響。
宗尊親王在歷史上留下最多資料的莫過於和歌，彷彿作爲征夷大將軍的任務是以和歌爲中心進行的；另外除了和歌之外，也留下許多作為將軍管理供奉人的紀錄，此外史書上似乎看不出宗尊親王從事其他什麼活動。
或許是因為宗尊親王到達鎌倉時年紀還小，也或許幕府本來就當親王只是傀儡要架空將軍而已，又或許是因為有藤原賴經謀反事件的前車之鑑，北条氏開始限制將軍權力的發展；此外當時幕府已有執權、連署、評定眾、侍所、問注所等組織，運作制度已然成熟，所以幕府方面的政策不需要也不希望將軍參與。因此宗尊親王作爲鎌倉將軍的活動只得轉而將注意力放在與政治較無關的宗教活動、文武技藝等方面上，而另一方面宗尊親王也只能藉由御家人的這些活動來提高將軍的威嚴。
(一) 宗教方面主要的權限──統轄供奉人
對於鎌倉幕府的宗教祭祀活動而言，宗尊親王只參與和「將軍職」有關─鎌倉幕府的宗教精神核心鶴岡八幡宮和伊豆、箱根權現神社，即所謂的「二所」（還包含三嶋神社）相關的祭祀；其中年度會例行參加的宗教活動主要是鶴岡八幡宮年初正月的參拜及年中8月的放生會、二所參拜精進始儀式。
而幕府權力在由北条氏掌握之下的宗尊親王，作為征夷大將軍參與宗教活動的意願當然仍被重視，不過實際上祭禮本身如儀式日或祭祀的內容並不會真正反映將軍的意思；作為將軍只能在選擇參加這些活動的供奉人上反映將軍的意思，也就是說將軍實際能參與的權限僅限於供奉人統轄方面而已。而似乎是基於對宗教的敬仰，宗尊親王對於僅存的供奉人選定小小權力仍相當重視；宗尊親王會親自選定鶴岡八幡宮參拜、放生會和二所參拜的供奉人外，也會要求閱覽參加祭祀活動的供奉人名單（散狀）加以確認*。此外，除了前述的重點宗教活動外，對於一些特殊儀式活動也會親自選定供奉人，例如：建長八年（1256年）1月5日選定參加北条時賴御行始儀式的供奉人─為宗尊親王第一次親自選定供奉人、同年8月20日北条政村的常業別業初入御儀式、正元二年（1260年）4月1北条重時入御儀式等，也選定參與其活動的供奉人。
*建長四年（1252年）8月14日，點檢參加放生會參宮供奉人的散狀、建長五年（1253年）7月17日，看見參加放生會的供奉人散狀、文應元年（1260年）7月8日點檢參加小侍所清撰的放生會供奉人等。
不過，有時候即使選出了參與祭祀活動的供奉人，被選定的供奉人也開始出現申請不參加活動的例子，他們的理由有「灸治」、「輕服」等和身體狀況有關（《吾妻鏡》（1253）7月17日條）。此外，還出現「鹿食」的理由（《吾妻鏡》康元元年7月29日條），大致上以「不符合神事」爲由提出辭職。會出現這樣的原因可能與寶治元年（1247年）寶治合戰及建長四年（1252年）的將軍交替等幕府內部混亂的影響有關。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心智逐漸成熟，宗尊親王可能開始有自己作為「將軍」的意識，不管下面御家人之間的矛盾如何，開始整頓征夷大將軍作爲祭主參與祭祀儀式的威儀。
例如《吾妻鏡》正嘉元年（1259年）12月18日記錄，向宗尊親王呈報與放生會同樣受到重視的二所參拜供奉人一覽時，以「悉可加催促」（「悉數催促」）爲由，命令一覽中記名的全體供奉。上述宗尊親王的命令在《吾妻鏡》中紀錄為「今度儀似被始例」。宗尊親王親自確認供奉人名單此舉是藉由命令出席的程序，防止御家人不參加祭禮。從結果來看，雖然違背了宗尊親王或執權周邊人士的意願，但沒有減少供奉人的辭職，可以說宗尊親王對祭祀場所的整頓有一定的權限，並行使了該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正元二年（1260年）6月16日改由當時的執權北条長時向宗尊親王確認供奉人員的意願（《吾妻鏡》），這可能是爲了減少將軍對各個供奉役命令的迴避感。
又如《吾妻鏡》文應元年（1260年）7月6日曾紀錄：宗尊親王特別向北条實時和北条時宗詢問去年8月未參加放生會參宮供奉儀式的人，不過兩人請二階堂行方代為轉交謝狀，信中說明原因不方便，最終北条時賴阻止此事繼續發展下去，進而7月8日宗尊親王親自確認同年放生會供奉人的名單（《吾妻鏡》同年條）；之後更命令要增加放生會隨兵（《吾妻鏡》弘長三年（1263年）7月27日條）等。
到了隔年，文應二年（1261年）19歲的宗尊親王對於宗教活動上有更多的想法被史書紀錄下來，例如：1月3日下令趕緊報告1月7日要參加鶴岡八幡宮參拜的供奉人名單、同月26日向小侍所下令趕緊報告下個月7日宰子要參拜鶴岡八幡宮的供奉人；同年4月2日催促參加北条重時極樂寺宅邸入御的供奉人名單，並下令服裝為直垂、立烏帽子。而宗尊親王對於當年的鶴岡八幡宮放生會似乎開始也有自己的想法，開始安排儀式中的各個供奉人選，例如：6月17日選定參加放生會參宮的供奉人、7月29日指定參加放生會迴廊待命者人選、8月3又下令放生會時，由北条（大佛）時忠帶兵和北条（金澤）顯時穿布衣供奉。
由以上種種紀錄可見宗尊親王除了重視宗教活動之外，宗尊親王也相當重視宗教活動中身為征夷大將軍所賦予的權力。
(二) 幕府權威順勢提升
建長四年（1252年）4月14日，宗尊親王首次參拜鶴岡八幡宮，作爲隨兵供奉的金澤實時、佐原光盛沒有穿盔甲，而是穿著布衣供奉。
在此之前到藤原賴嗣將軍爲止，爲了展現作爲將軍的威望，御駕的供奉人是穿著盔甲的武士，但是宗尊親王的御駕似乎已經沒有必要，所以根據情況選擇服裝。由於是天皇的皇子，故不須藉由服裝刻意展示威信便足矣。
建長四年（1252年）9月7日，作爲祈禱宗尊親王恢復健康的恩賞，授予隆弁美濃國巖瀑布鄉並任命為權僧正。歷代將軍雖然擁有僧侶的官職推舉權，但作爲對將軍的祈禱獎勵，並沒有授予官職。以往幕府將軍的佛事不屬於國家佛事範圍，故在幕府工作的僧侶若想要獲得僧位、僧官，除了參加皇室、朝廷相關的佛事或繼承別人的獎賞之外，別無他法。
但是隨著親王將軍的到來，幕府將軍的佛事被提升為相當於國家等級的佛事；參加親王將軍的佛事等同於參加皇室的佛事，因此可以獲得官職。
由此可看出北条政子和北条義時在源實朝去世後想要親王將軍來到鎌倉的遠見及其意義──將幕府的權威提升至朝廷的水平。雖然鎌倉幕府政權只被單純的認為是獲得承認的地方政權，但幕府針對不管是表面上或實際上的運作制度都希望能與國家等級的朝廷相當，以被大眾認可為與朝廷平起平坐的政權。
(三) 奉幣使問題──探討宗尊親王是否擁有宗教實權？
雖然前面說明宗尊親王的到來幫助幕府提升威權，但一般對於北条得宗專制的印象，會認為自攝家將軍以後的將軍都被北条氏架空成為「傀儡將軍」，因此同理一般認為宗尊親王在宗教方面的權力也遭到架空，其中一個常見經典的例子為：
1.建長四年（1252年）4月16日取消將軍參加鶴岡八幡宮臨時祭，改由奉幣使代之
《吾妻鏡》建長四年（1252年）4月16日，當年鶴岡八幡宮的臨時祭原本照例都是由將軍向神明供奉祭品、完成參拜，但幕府今年開始將其改由使者（奉幣使）代為供奉、參拜。幕府方面給的理由是，親王出行不便，不宜親自參拜。因此有人便由此認為，宗尊親王成為名義上的鎌倉祭祀負責人，可說除了政治方面外，就連在宗教方面將軍的權力也遭到傀儡化。
不過筆者至網路上查詢《吾妻鏡》此條原文如下：
「前々将軍必有御参宮。於向後者、被止其儀。御奉幣者、可被用御使之由治定。是親王行啓不可輙之趣。」
其翻譯如下：
「建長四年（1252年）四月大十六日己巳，天氣晴朗。關於今年的鶴岡八幡宮臨時祭，3月3日和4月3日兩天都沒有舉行。3月因爲前將軍三位中將藤原賴嗣的服喪而延期了。4月因爲現在的將軍最近來到關東，所以延期。因爲沒有祭祀，所以不能說沒有上天生氣的禍事，所以囑咐要儘快舉行。今天命令陰陽師占卜了好日子。每次臨時祭時，將軍都會參拜，但今後就到此爲止了。決定代參奉幣。考量到親王的安危，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
首先，幕府應當係僅針對鶴岡八幡宮的「臨時祭」才不須由宗尊親王親自參加，而臨時祭並非每年固定會舉辦的祭典，其舉辦原因主要為社寺遇有遷宮、天皇即位或行幸、國家遭遇危機等時；或是自平安時代中期以後因天皇發願而成為神社每年以後固定要辦的祭典，但大部分到了室町時代也中斷。而臨時祭時，身穿麴塵袍的天皇每年都會派遣敕使，奉納祭幣、歌舞、走馬等，祈願天皇寶祚和皇統長久。筆者認為一來考量其並非例行的祭典，似乎沒必要由宗尊親王親自參加才行；二來考量親王本身即皇族，由其擔任祭祀代表似乎也怪怪的。日本學者竹原康弘認為幕府是因為有關親王行啓的先例積累不足才做此變更決定。
筆者則認為幕府係考量當時宗尊親王才剛於當月1日舟車勞頓到鎌倉，而且年僅10歲又生病，所有事情恐怕都尚未安頓下來，為避免小孩勞心勞累而做的安排。
2.二所參拜
另外從第一點說明中，史書紀錄宗尊親王除了當時身體不適外，每年幾乎都會參加鶴岡八幡宮正月的參拜、年中的例祭和放生會及二所參拜精進始儀式。
這裡必續先叉開說明一下宗尊親王的二所參拜情形。宗尊親王在正嘉二年（1258年）以前都是由奉幣使代為前往二所參拜，而其本人則都有一直參與二所參拜儀式前一個月的精進始儀式。那麼為何會這樣呢？
一般觀點可能認爲又是一個將宗尊親王權力架空為傀儡將軍的例子。對於源氏將軍之後的將軍，北条氏採取「擁立年幼的將軍，等到將軍長大後就會廢除」的模式，例如龍肅氏便認為：由於害怕將軍和御家人之間關係變得密切，在一段時間內不讓將軍前往參拜。
然而，日本學者竹原康弘則認為可能是因爲二所參拜日程長達5天左右，才為幼年時期的將軍安排奉幣使代理參拜。而且宗尊親王之前的攝家將軍藤原賴經在11歲─安貞二年（1228年）─之前也並未直接參拜寺社以奉幣使代之。年幼的將軍可能無法承受二所參拜如此長途的旅程，且針對年幼的皇族將軍在移動過程中幕府也必須很謹慎，因此為避免過多的手續以及麻煩，故在幼年時期安排奉幣使代理，不讓幼年的宗尊親王前往二所參拜恐非幕府的本意。
3.小結
回歸正題，宗尊親王在宗教方面仍有一定程度參與其中，其雖僅被幕府授予一點點權限（統轄供奉人），但是作為征夷大將軍得宗尊親王仍是克盡本份地參與並重視這些必要的祭祀活動，而且隨著年紀的增長，參與程度似乎也漸漸增加。總而言之，從以上種種宗尊親王的行動來看，日本學者認為宗尊親王其實是具有「鎌倉殿」之自我意識的──亦即在宗教方面上具有擔任「通過祭祀、祈禱維持秩序者」之自覺，並自發性地行動，故作為將軍的宗尊親王並非完全任人擺佈─起碼在宗教方面上是如此。
另外，筆者認為在探討宗尊親王在幕府時期的權力問題時，必須考量到以下二點背景：宗尊親王當時的年紀以及他的身分為皇族。宗尊親王來到鎌倉時是位年僅10歲的小孩，本來就還不諳事務，因此許多事項均由幕府幫他決定也並非無理，加上他是後嵯峨天皇的長子，幕府當然會更慎重小心地好好對待第一位來到鎌倉的皇子將軍，如此也可以避免朝幕之間關係發生變化。
(四) 小侍所管轄權問題
前面說明了種種宗尊親王在宗教方面的影響，幕府方面也不是都照單全收，例如參與儀式的供奉人請假、文應元年（1260年）7月6日宗尊親王向北条實時和北条時宗詢問去年未參加放生會參宮供奉儀式者的事件。在宗尊親王漸漸長大、慢慢形成具有鎌倉殿意識並開始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雙方或許也漸漸開始有所衝突，而這其中衝突的關鍵點便在於供奉人的管轄權。由於選定宗教儀式的供奉人和催促其參與儀式為將軍所屬的小侍所的權限，因此將軍與幕府（北条氏）的衝突點便在於此。不過在說明衝突前，先叉開介紹一下「小侍所」這個組織。
1.小侍所簡介
小侍所是設置在鎌倉幕府、室町幕府的機構之一，作為將軍身邊的近侍負責管理御家人的值宿、供奉，總管將軍及其御所的警備。鎌倉幕府以「別當」爲首長。第一代別當為北条重時。
針對承久元年（1219年）第3代將軍源實朝被暗殺後的反省，爲了新將軍九條三寅（藤原賴經）的警備，於同年7月28日從侍所分離新設置「小侍所」。
在鎌倉幕府，別當的任命以北条氏有力人士為主，其下設置所司等各種職務。小侍所製作了「番號簿」，以此爲基礎，選定相當於每天值夜班的番號或將軍外出時的供奉人，並催促、管理他們。在選定這些職務人選時，除了重視世世代代侍奉幕府的東國御家人一族這一家世外，還要考慮是否精通弓馬、蹴鞠、管絃等各種技藝，因此被選定爲該職務是光榮的。
另外，在小侍所中有一特殊的例子，就是「陰陽師」也是成員之一。源實朝被暗殺時根據後鳥羽上皇的命令剝奪職位、實際上被驅逐的源實朝近侍的3名陰陽師（安倍泰貞，安倍親職，安倍宣賢）爲小侍所成員爲先例，爲將軍和幕府舉行陰陽道儀式。這3人在承久之亂中也爲鎌倉方面的勝利進行了祈禱，與亂後來到鎌倉的安倍國道和惟宗文元一起奠定了鎌倉陰陽師（關東陰陽道）的基礎。
2.北条時宗突然就任小事所別當
小侍所於承久元年（1219年）設立以後，出勤的御家人選由小侍所負責。前面提到，小侍所歷代別當由北条氏獨佔，將軍近侍的人事權掌握在北条氏手中。然而宗尊親王來到鎌倉後，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逐漸了解到征夷大將軍的象徵，多次選定供奉人並敦促其遵守出席；此時的小侍所別當為北条一門金澤（北条）實時，兩人之間似乎還算協調並無衝突。
不過，此一平衡狀態一直到文應元年（1260年）2月被打破：北条時賴的兒子──北条時宗不管當時已經擔任別當的金澤實時，也強硬讓自己就任小侍所的別當；而此時北条時宗年僅9歲。
3.背後可能原因─有關小侍所的人事權之爭
文應元年（1260年）2月，北条實時已經是負責管轄將軍供奉人的小侍所別當了，而在此之前小侍所別當也不是複數設置的職位，但北条時宗此次的就任相當於開啟任命複數別當的慣例。
據說，這是爲了將北条時宗就任第二別當一事正當化、慣例化的手段。北条時宗不管當時已經有一位別當，打破制度突然即位，這一點背後的動機就非常引人聯想，讓人猜測北条時宗此舉是否是要與宗尊親王爭奪小侍所的將軍供奉人管轄權。
不過另有一說認為，北条時宗此時進入小侍所或許是其父親北条時賴爲了讓將來成為執權的他累積從政經驗所做的安排。而北条實時也是一位深思熟慮、富有教養的人物，故交由其帶領確實有一定道理，北条時宗之後也被認爲是在北条實時的指導下陶冶性格。
雖然一般會認為北条時宗此舉是在奪回北条氏原本所屬的將軍近侍人事權，重掌主導地位，不過史書上在北条時宗擔任小侍所別當後，也並未有與宗尊親王發生衝突的紀錄；因此不能因為北条氏先前有藤原賴經成年後被驅逐的事例，就斷言北条得宗此舉是在小侍所的統轄供奉人相關人事權上與宗尊親王起矛盾、衝突。另外題外話，宗尊親王是北条時宗的烏帽子親；康元元年（1256）2月北条時宗（5歲）元服時由宗尊親王賜予其偏諱「宗」字，故二人關係亦不至於太差。
參考資料：《對親王將軍時期鎌倉幕府的祭祀、祈禱進行考察》（竹園康弘，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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